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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报:梁庭望专访

发布时间:2020-02-27 22:03编辑:考古随笔浏览(134)

    走向深入必须倚重考古材料

    在近年壮族历史文化研究的诸多突破里,《大明山的记忆——骆越古国历史文化研究》最为引人瞩目。这本集史学、历史地理学、考古学、语言学、民族学、民俗学、民间文艺学、宗教学、生态学等多学科知识融会而成的著作,是多位专家学者心血的结晶。本书提出了骆越国的都城和京畿应在大明山的西南麓,这不仅解决了长期悬而未决的骆越国政治中心问题,而且也为解决骆越的性质、骆越与西瓯的关系等问题画上了比较完满的句号。

    “骆越研究经过几十年的"采矿"阶段,是到了该"炼矿"的时候了。”在谈及骆越研究的现状时,一位学者曾向记者表示。以往学术界通常将骆越问题放在百越研究的框架下观照,还没有针对骆越系统、全面的研究成果。

    骆越国是岭南壮族祖先著名的方国,最早见于《逸周书·王会》,其中提到“路人大竹”,朱右曾《逸周书·集训校释》云:“路音近骆,疑即骆越。”路即骆,此说中的。《逸周书》亦称《周书》,乃先秦古籍,多数篇章出于战国,其中所记商周之事,必有所本。在《吕氏春秋·本味》里,又提到“越骆之菌”,汉代高诱注:“越骆,国名。菌,竹笋。”越骆是汉语提法,意为越谷或越鸟,越人语言倒装为骆越。《史记》卷一百一十三《南越尉佗传》对骆越记载稍详:“于是佗乃自尊号为‘南越武帝’,发兵攻长沙边邑,败数县而去焉。高后遣将军隆虑侯灶往击之,会暑湿,士卒大疫,兵不能逾岭。岁余,高后崩,即罢兵。佗因此以兵威边,财物贿遗闽越、西瓯、骆,役属焉。东西万余里,乃乘黄屋、左纛、称制,与中国侔。”对这段话,《集解》案:“《汉书音义》曰:‘骆,越也。’”又同书载,孝文帝元年遣陆贾赴南越,“陆贾至,南越王恐,为书谢,称曰:‘蛮夷大长老夫臣佗,前日高后隔异南越,窃疑长沙王谗臣。又遥闻高后尽诛佗宗族,掘烧先人冢,以故自弃,犯长沙边境。且南方卑湿,蛮夷中间,其东闽越千人众,号称王;其西瓯骆裸国亦称王。”又《汉书》卷九五《南越王传》载:“佗因此以兵威边,财物贿遗闽粤、西瓯、骆,役属焉。东西万余里,乃乘黄屋、左纛、称制,与中国侔。”这些记载说明了两个问题,其一,西瓯与骆越是南越国西边两个并存的邦国,并非如梁朝顾野王在《舆地志》中所说的“交趾周时为骆越,秦时为西瓯。”也并非唐代颜师古在对《汉书》卷九五《南越王传》所作的注释中说的“西瓯即骆越也”,还是《史记》说得准确:“太史公曰:‘尉佗之王,本由任嚣。遭汉初定,列为诸侯。隆虑湿疫,佗得以益骄。瓯骆相攻,南越动摇。汉兵临境,婴齐入朝。”两个邦国,才能相攻,这是司马迁在叙述南越国政事及其与瓯骆关系后所做的评论,一言中的。从考古上看,西瓯与骆越的文化是有不同特质的。宋蜀华在《百越》中指出:“骆越地区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比较普遍。……新石器时代中期如桂西南大新县歌寿岩遗址和龙州团结村遗址,出土器物以磨制的有肩石斧和有段石錛为代表的器形,出现轮制陶器,以绳纹夹砂陶为主。这与桂北、桂东、桂东北遗址以印纹陶为代表的器物已有明显的差异。”“到新石器时代晚期,桂南、桂西、桂西南骆越地区文化遗址和桂北、桂东、桂东北同期遗址文化特点的差异更加明显。这个时期遗址的范围大,出土物很丰富,代表器形是大石铲。……这一器物为桂北、桂东北、桂东地区所不见。”郑超雄在《壮族文明起源研究》中也指出,从平乐西瓯墓葬和元龙坡骆越墓葬的对比上看,前者为“长方窄坑、长方宽坑、长方宽坑带墓道三种类型。长方窄坑共74座,占总墓数的67·3%,一般长2—3·5,宽0271·2米,其中8座有二层台。”而马头墓葬虽然也狭长形,但“在清理的86座墓葬中没有一座墓穴的宽度超过1米,绝大多数在60—70厘米之间”。如西坡顶的M130号墓,长250厘米,却只宽60厘米。从随葬品上看,平乐墓葬铜器、陶器都盛行鼎等三足器;骆越墓葬盛行圜底器,三足器踪迹全无。作者指出:“这说明平乐银山岭战国墓与武鸣马头安等秧墓的族属支系是不同的。联系文献中关于古西瓯、古骆越人的地域记载,平乐银山岭战国墓葬应是西瓯人的墓葬,很可能是西瓯方国的政治中心之一,武鸣马头墓葬则是骆越人的墓葬,是骆越方国的政治中心所在地。”该书出版时尚未对大明山麓骆越都城进行考察,后来的事实证明言中了。其二,骆越并非部落或部落联盟,而是“黄屋、左纛、称制”,是正式的地方国家政权,“称制”即建国,且“与中国侔”,侔即相等,也就是其政权结构皆仿中央王朝,与之并齐。故赵佗给孝文帝的信里说“其西瓯骆裸国亦称王”,称为国,他对自己境内的两个邦国的并存及其性质很清楚,不会弄错,而且是权威的。考古也证明骆越是国家而不是部落或部落联盟,和西瓯方国以铜尊、铜鼎为权力象征不同,骆越国则以铜鼓作为权柄的标志。铜鼓有五种功能,这就是祭祀礼器、歌舞乐器、疆场战鼓、财富标志、权力重器,其中作为权柄标志的权力重器是最主要的功能,犹如中原的大鼎。其他功能是围绕权力重器而存在的,“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在祈求权力永固;戎在捍卫权力。诚如《隋书·地理志》所云:“欲相攻则鸣此鼓,到者如云。”又说“有鼓者号为都老,群情推服。”此俗源于骆越人,传播到南方各族中,延至明代,《明史·刘显传》载:“鼓声宏者为上,可易千牛,次者七八百。得鼓二三,便可僭号称王。”考骆越国时代产生的铜鼓,大都产生于骆越分布地区。如产生于春秋初期的万家坝型铜鼓,为濮越人和骆越人所造,故其分布西达云南楚雄(发掘地点名为那播,壮语读Nazmboq,意思是泉水田),中部在文山,东部达广西田东。文山和田东为骆越国故地。石寨山形鼓也是濮人和骆越人所造,其分布西达云南晋宁、江川,中部在文山州的广南、麻栗坡和广西的西林、田林等县,东部达到今贵港市,都是骆越国辖境。冷水冲型铜鼓最先为骆越人所造,其后裔僚人继之,其分布的东端为广西平南、桂平、藤县,中部沿黔江两岸,经过横县、贵港、上林、武鸣、邕宁,往西达到田东、西林,也是骆越所居或骆越与西瓯交错地带。从西汉到唐代是北流型、灵山型铜鼓繁荣期,它们是俚人心血的结晶,而俚人是瓯骆人的后裔。不过此两类铜鼓的分布都没有超过浔江北岸,说明铸造者主要是骆越人的后裔,他们谨守祖先的业绩。总之,铜鼓是骆越国的重器,是政权的象征,在权力标志中非同小可。骆越国辖区出土的牙璋,是骆越为方国的又一证明。出土牙璋的地方有武鸣、龙州、那坡等县。武鸣出土牙璋的地方是骆越国都城附近的岜马山,该山所在的覃内村,隶属于陆斡镇。此遗址上限当在商代或周初,正是骆越国建国初期。陆斡壮语念Luegviet,正是骆越的本音壮语音,陆斡乃汉语又一音译。《大明山的记忆》认为,综合各方面考察材料,骆越国都城在陆斡镇一带是可能的,详情容后阐明。在中国古代,牙璋之所以成为王权的标志,源

    为将骆越研究引向深入,由中央民族大学原副校长梁庭望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古骆越方国考》于今年立项,预计明年结项。应当如何看待骆越文化的内涵?骆越研究如何取得突破?就相关问题,记者采访了梁庭望。

    骆越文化与壮族文化密切关联

    君王祭天之俗。《周礼》载明古代部落首领乃至

    《中国社会科学报》:对于相当多的人来说,骆越可能显得比较陌生。我们应当如何认识骆越文化的内涵?

    方国

    永利402com官方,梁庭望:之所以很多人对骆越感到陌生,是因为长期以来我们的研究还不够深入。从《逸周书》提到的情况看,那时路还是个与瓯、桂等诸部平行的部落,或初步形成的侯国,诸部还没有统一为西瓯国和骆越国。商代中期到末年,情况发生了变化,骆越境内出现了大量作为奴隶社会和国家政权标志的青铜器,这应当是骆越建国的上限,直至汉武帝平南越国后,骆越国才灭亡。骆越国在存续的一千多年中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如今的壮族文化与骆越文化有密切的渊源关系。

    君王,都有抱璋祭祀天神山神之俗,《周礼·春官·大宗伯》载:“以赤璋礼南方。”郑超雄在《壮族文明起源研究》中正确指出:“牙璋既是祭祀礼器,那么掌握祭祀权的当然是

    壮族地区自古就是我国典型的稻作文化区,野生稻分布广泛,壮族先民在长期采集野生稻谷的过程中逐渐掌握了水稻的生长规律。到了骆田时期,骆越人对境内的田畴整治已卓有成效,懂得“从潮水上下”垦殖“雒田”,栽培水稻。骆越人的青铜技艺有很高的水平,尤其以铜鼓文化为代表,他们及其后裔制造的北流型、灵山型、冷水冲型铜鼓是铜鼓鼎盛期的产物。

    方国之

    壮族先民何时进入文明社会对骆越研究意义重大

    君。在这里牙璋既是礼神之器,又是象征最高社会地位和权力的象征物,学术界多用‘垄断性之物’相称。”铜鼓和牙璋都是方国高度文明的产物,是国家权力的表征,它们的存在证明骆越是国家而不是部落联盟。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主持的《古骆越方国考》从哪些方面展开研究?

    骆越性质既明,那么,它的辖境何在?《唐书·地理志》邕州宣化县条载其县北有驩水,本为牂牁河,即是骆越水,当为骆越分布地区。这里的骆越水当指邕江及其上游。明代区大任的《百越先贤志》说:“牂牁西下邕雍绥建,故骆越地也。”据此可知,骆越活动的中心地区主要在邕江、左右江流域,辖境西北到达黔西南,南面达越南红河三角洲一带。在北面及东北,在红水河、黔江、贵县、玉林、陆川、博白到广东西南、海南岛,是骆越与西瓯及南越的交错地带。《广州志》云:“交趾有骆田,仰潮水上下,人食其田,名为骆侯。诸县自名为骆将,铜印青绶,即今之令。后蜀王子将兵讨骆侯,自称为安阳王,治封溪县。后南越王赵佗攻破安阳王,令二主典主交趾、九真二郡,即瓯骆也。”这段话表明,骆越国的南境达到越南的九真。《后汉书·任延传》也记载,任延作太守时,九真也有骆越之民。这说明,骆越国辖境甚广。

    梁庭望:《古骆越方国考》将对骆越的情况进行比较系统的论述,包括史籍记载情况、建国时间、建国民族、政治中心、国土范围、与中央政权的朝贡关系、历史文化贡献等诸多方面。

    骆越国的中心地带在何处?上面《广州志》的话里透露了一些信息,安阳王所治封溪,显然只是骆越国南部的小部分,安阳王所讨的骆越侯骆越将,也只是县令一级。关于这位王子的真实身份,蓝鸿恩在《广西民间文学散论》中认为,蜀王子乃竹王子之误,壮人念蜀竹均为蜀音,故汉族人记载误竹为蜀,竹王子泮当为夜郎竹王子。泮是经过骆越境到达骆越国南部封溪的,他不敢在红水河之南邕江和左右江一带停留,说明红水河之南的邕江和左右江一带是骆越国的中心地带,政权强大,竹王子当是夜郎王子中争袭之落败者,力量有限,其微薄之力不足以撼动,仅借道左右江匆匆南去而已。

    骆越的演进发展与壮族的文明程度有很大联系。对于壮族社会何时进入文明社会,学者历来有不同的看法,认为唐以前为原始社会者有之,认为秦汉以前为原始社会者亦有之。我认为,商周时期壮族先民社会已经开始进入文明社会,对于岭南壮族先民社会有必要重新审视。

    在骆越国的诸多研究领域里,最难的是其都城及京畿的方位,历来几乎无人敢于问津。正是在这个难题的破解上,《大明山的记忆》给了人们一个惊喜,也是近年壮族史研究的亮点。《大明山的记忆》的作者包括考古学、文化学、历史学、文艺学、语言学、民族学、民俗学等各路专家,经过多次的田野调查,查阅大量的文献资料,一致认为,骆越国的国都和京畿当在大明山西南麓今武鸣县境的陆斡一带,其方位不出陆斡、两江、马头一线。

    《逸周书·王会解》后附有《商书》中《伊尹朝献》逸文,记载了商初成汤命伊尹制定诸侯向商朝的贡纳制度。商汤刚取得天下,就对伊尹说:“诸侯来献,或无马牛之所生,而献远方之物,事与实相反,不利。今吾欲因其地势所有献之,必易得而不贵。其为四方献令。”伊尹于是命令:“正南瓯邓、桂国、损子、产里、百濮、九菌,请令以珠玑、珻瑁、象齿、文犀、翠羽、菌鹤、短狗为献。”另一段命令是:“禽人菅,路人大竹,长沙鳖。”

    其一,从考古上看,武鸣马头元龙坡和安等秧春秋战国古墓群是方国都城级墓群。元龙坡在大明山西南麓马头镇附近,离马头镇仅半公里,呈T字形;距此约300米为土坡安等秧,其上有战国墓葬,距大明山仅3公里。两处墓葬700多座,是迄今广西发现的规模最大、最密集的古墓群。1985年底到1986年上半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南宁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和武鸣文物管理所对之发掘,元龙坡出土了青铜器、陶器、玉器、石器1000多件;安等秧出土205件,采集11件。玉器量大,仅薄玉片就多达20000多件。经测定,元龙坡墓葬最早为2960土85年(树轮教正为3110土80年),最晚距今2530土100年(树轮教正为2580土102年);安等秧墓群为战国墓葬,其器物止于先秦。这两处年代衔接的墓群,具有相当高的方国文明,表现为可制造牛首提梁卣等精美的青铜器;有大量的只有国家政权才拥有的青铜和铁质兵器;有造型独特的陶器;出现早期的刻画文字;有大量贵族才能使用的玉器。民间盛传在发掘之前,有人盗走了金皇冠,但至今下落不明。两处墓葬在骆越国境内,当为骆越墓群,而且是骆越国境内唯一的大墓群。世界各国寻找古代都城有多种途径和方法,其中最常用的是依靠古墓群来判定都城的方位。凡有古墓群的地方,其附近必定有大都市;反过来说,凡大都市,其附近必定有古墓群。河南安阳殷圩是个典范,商代第十代王盘庚从山东曲阜迁都于此,273年历八世十二王。殷圩以洹河为界,南岸以王宫为中心,街市纵横,城郊便有贵族和平民墓群。北岸以商王墓为中心,有贵族墓群和数以千计的杀奴祭祀坑。夏商唯一能定的都城殷圩,便是依靠墓群发现的。多朝古都西安,周围渭河原野上帝王、后妃、王族、名臣、骁将之陵寝群,比比皆是。位于乾县梁山的乾陵,是唐高宗和武则天的合葬墓,周围有永泰公主陵、懿德太子陵、章怀太子陵以及其他王族贵族墓葬,形成了一处墓群。古都北京,明清两朝留下了规模宏大的明十三陵、清东陵、清西陵。北京西郊,王亲国戚、名臣骁将和历世太监的坟茔环布。类似例子,不胜枚举。根据这一规律,可以推断马头墓葬群附近一定有一个大都市。那么,这个大都市是骆越国的重镇还是都城呢?从墓的形制看,大多为竖穴墓,有的墓底还垫有大石块;还有部分竖穴二层台墓和竖穴带侧室墓,从出土的工艺很高的牛首提梁卣和大量细小扁薄的玦、环等玉器看,这是规格很高的王族墓群。结合离此地不远的岜马山出土的王权的象征玉璋和武鸣出土的早期铜鼓,这些他人不能拥有的王级遗物和权柄的重器,故应当是骆越方国的都城而不是重镇。

    一般来说,只有处于相近似的社会性质,才能产生强与弱的并有政治色彩的纳贡关系。有学者分析认为,《逸周书》提到的瓯邓、桂国、损子、产里、百濮、九菌、路、苍梧与商的关系是地方侯国向商中央王朝纳贡的关系,得到了商王朝的承认。从记载来看,当时正南进贡的东西相当名贵,甚至有玩赏用的短狗,这些东西不是原始社会人们会用和能用的。由此可以推断,壮族先民社会的一部分在当时已经出现了相当程度的文明,这一背景对认识骆越的演进发展很有意义。

    其二,从语言和文献记载上看,陆斡壮语念Luegviet,正是骆越的本音壮语音,陆斡乃汉语又一音译。Luegviet意为越人山谷,与文献记载及越史名家的结论相吻合。司马光《资治通鉴》引《广州记》云:“交趾有骆田,仰潮水上下,人食其田,名为骆侯。”宋蜀华在《百越》中认为:“骆越后裔的壮族称山麓、岭脚之间为‘六’,‘六’与‘骆’音近。故‘骆田’就是‘六田’,即山麓、岭脚间的田。……古人就是把垦食骆田的越人称为骆越。”骆越直译为山谷越人,陆斡直译也是山谷越人,都是Luegviet音,故陆斡即骆越。《大明山的记忆》据此认为,骆越国都城可能在陆斡一带。这是迄今唯一发现的骆越地名,而且决不是偶然的。中国古代地名有延续使用的习俗,许多地名都使用一两千年而不改变。邯郸、西安、洛阳、燕蓟……都自先秦使用至今。壮族地区也不例外,岭南遍布壮语那六弄洞地名,不少地方居民族籍已经改变,但地名依旧。陆斡在古骆越国境中心地带,自古沿用至今,尚未发现以骆越命名的第二个地名。也许人们会问,凡古老城镇,多石城汤池,因而在考古上一般都留有城基的遗迹,而陆斡、两江、马头一带没有,如何解释?一般而言,古代城市多石城汤池,并有石质或夯土城基,尤其北方干燥寒冷,不仅有城基,有的还要深入地下,以便保温。但南方炎热多雨,野兽虫蛇繁衍横行,为防潮、防暑、防蛇、防虫、防兽,壮人俗居干栏,其柱垫以石础防腐,村落围以荆棘栅栏。在汉族人入岭南之前,西瓯、骆越的都城和城镇,当是干栏式宫室,围以木栅或荆棘为墙。直到明代,有的城池依然如此。如《广南府志·城池》载:“广南府城在平关坡上。旧有城,久废。明洪武十九年建排栅,周四里,西南设二门。”到雍正十年才改筑砖城。至今广南土司衙门尚存的议事厅,就是干栏式的木结构。忻城土司衙门为汉族宫廷建筑与壮族干栏的有机融合,其衙署花廊、花厅、闺房的柱子,皆垫以础。又明杨芳《殿粤要纂·思恩军民府图说》:“思恩始治寨城。”顾名思义,此城曾经以寨围城,寨即防守用的栅栏。干栏式宫室、栅栏围墙、荆棘围墙,一旦失火于兵燹,或腐败坍塌,便痕迹难存。故对骆越国都城城址的考察,不能以此为据,须综合各方面另外寻找切入口。这个切入口果然找到了,这就是古墓群和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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