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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安县那文化现象探析

发布时间:2020-04-20 22:01编辑:考古随笔浏览(185)

    雷英章

    本文根据专家阐述和实地考察,从隆安县发现多处野生稻,出土大量的古代农业生产工具及其他遗存,具备野生稻和栽培水稻生存的气候与环境条件,以及保存的大量与稻作文化有密切关联的民俗事象等事实,认为隆安县稻作文化现象丰富,是壮族那文化中心之一。

    那文化 现象 隆安壮族

    当代,水稻种植已遍布亚非拉美欧等几个大洲,以大米为主食的人口占世界人口近60%,稻米成为深刻影响世界经济和社会的第二大粮食产品,稻作文化的中心也成为世界文明的圣地。本文根据原中央民族大学副校长,中国稻作文化专业委员会主任、博士生导师梁庭望教授,原南宁日报副主编、广西骆越文化研究会谢寿球会长于2008年11月5日在隆安县开展 “世界稻作文化起源知识讲座”的论述观点,结合隆安县的出土文物、野生稻分布、民间传说和民情风俗,对壮族稻作文化现象进行阐述,旨在抛砖引玉,引起专家学者对隆安那文化现象的普遍关注。

    中国农业大学王象坤教授认为,稻作农业起源发祥地必须具备四个前提条件:该地发现我国最古老的原始栽培稻;该地同时发现栽培稻的野生祖先种——普通野生稻;该地或其附近有驯化栽培稻的古人类群体及稻作生产工具;该地当时具备野生稻生存的气候与环境条件。具体地说,该地区必须有被考古学证明为在文化上具有承袭关系的从石器时代到现代的各个时期的人类遗址和其他遗物,以表明居住在这一地区的人类没有出现大规模的迁徙,而保持其发展的连续性。按照这四个条件来衡量,江西省万年县、湖南省道县、浙江省余姚市这三个县市的稻作文化遗址所在地发现了栽培稻碳化物,但都不具备野生稻生存的气候与环境条件,也没有发现栽培稻的野生祖先种——普通野生稻,更缺乏稻作生产工具的证据。广西隆安县却具备四个条件中的三个,虽然以大石铲为标志的稻作文明距今只有6500年左右,不能称其为稻作文化的起源地,但作为壮族地区稻作文化也就是那文化中心的特征却非常明显。其主要表现在:

    一、隆安是广西普通野生稻多样性的中心

    栽培水稻起源地研究学者多数认为水稻种植起源于华南。最早提出这一观点的是已故中国著名农学家丁颖教授,他在1949年提出“中国之稻种来源,与古之南海即今之华南有关。”1957年他在《中国栽培稻种的起源及其演变》一文中,再次论证“根据我国五千年来稻作文化创建过程并由华南与越泰接连地带的野生稻分布和稻作民族的地理的接壤关系,特认定我国的栽培稻重是起源于华南”。著名水稻专家李润权先生在《试论我国稻作的起源》一文中更明确提出“在我国范围内追溯稻作栽培的起源中心应该在江西、广东和广西三省的旧石器晚期遗址多作努力,七宗西江流域是最值得重视的”。梁世春等稻作学者在《广西野生稻资源长期安全保护对策》一文中指出“到了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广西开展野生稻资源大普查,发现广西不但野生稻品种类型多,而且分布的原生境和覆盖面积都是全国最多最大。”全国第一届野生稻大会中国农业大学和农业部作物基因组学与遗传改良重点实验室等权威单位所撰写的论文更明确指出,广西野生稻有两个多样性中心,一是大明山西南侧的隆安、扶绥和邕宁交界处的左、右江和邕江河谷地区,另一个是象州、来宾、武宣和贵港的柳江、黔江、郁江及邕江交界附近。而大明山西南侧的隆安、扶绥和邕宁交界处的左、右江和邕江河谷地区正是贝丘稻作文化和大石铲稻作文化的中心区域。

    根据隆安县文化和体育局等有关部门的调查,在隆安各地,发现多处普通野生稻,尤以渌水江、罗兴江和右江三江汇合处及其所属流域的乔建、那桐两镇最为集中,当地壮族人民把野生稻称为“蒿毕”(“蒿”是稻谷的壮音,“毕”是鸭子的壮音,意为鸭子吃的水稻)、“蒿浪”(“浪”是野外生长的壮音,意为到处乱长的野生水稻)、“蒿崩”(“崩”是往上蹿长的壮音,意为往上蹿长的水稻。野生水稻每个骨节都长有根须,能吸收水中的营养,洪水来临时,不断往上蹿长,能避免洪水的淹没,故称“蒿崩”)。

    野生稻的存在,是发明水稻栽培最主要的物质条件,只有在野生稻分布的地区,野生稻驯化为栽培稻才成为可能。因此,有普通野生稻分布的隆安,发明栽培稻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二、隆安出土大量的稻作生产加工工具

    学者普遍认为,稻作农业最初使用的可能是石斧、石锛,后来在石斧的基础上发展成石铲。华南的石铲统称大石铲,是新石器时代稻作农业的重要工具。稻田翻土,使用石铲,效率比其他石制工具大大提高。大石铲的出现,被看成是稻作农业发展的标志。而石杵、石磨、石棒等则是新石器时代先民加工粒状食物的重要工具。农业史学家认为,我国新石器时代出现的石磨盘和石磨棒,都与谷物脱粒和脱壳有关,而随着农业的产生和发展,谷物加工工具的作用日益广泛,于是就出现了以石杵舂捣代替石磨盘、石磨棒脱粒、脱壳。在华南珠江流域,古代粒状食物主要是稻谷。小米的原产地不在华南,至今华南仍很少种植。小麦是唐代才传入华南的,高粱、玉米更是后来的事情。因此,学者普遍认为,华南珠江流域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的石杵、石磨棒和石球等,是远古人类加工稻谷用于脱粒和脱壳的重要工具,它们是伴随着稻作农业的出现而出现的。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陆续出土水稻种植或加工工具的文化遗址,这类遗址有以左、右江河谷和邕江沿岸为中心的贝丘遗址(出土一万多年前脱稻壳的石磨盘、石磨棒)、桂林甑皮岩遗址(出土一万多年前脱稻壳的石磨盘、石磨棒)、浙江浦江县上山遗址(出土9000——11000年前脱稻壳的石球、石磨棒、石磨盘)、以隆安大龙潭为中心的大石铲文化遗址(出土大量的6500年前的稻作文化标志性文物大石铲)。

    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先后对扶绥县的那淋、韦关、中东,隆安县的大龙潭,邕宁县的坛洛以及靖西、武鸣等地的大石铲遗址进行了发掘,基本弄清了这类遗存的面貌及其文化内涵。从调查和发掘的资料看,集中分布于左、右江会合处的桂南壮族地区,隆安是出土最为密集的地方。据不完全统计,隆安有33处大石铲遗址,仅1979年在大龙潭遗址就发掘出233件石器,是华南地区出土大石铲最为密集的地方。石铲的一般形制为小柄双肩型和小柄短袖束腰型。大者长达七十余厘米,重几十斤;小者仅长数厘米,重数两。其制作规整,双肩对称,两侧束腰作弧形内收,至中部又作弧形外展,呈舌面弧刃。通体磨光,棱角分明,曲线柔和,美观精致。特别是那种形体硕大、造型优美的石铲,是唯独广西仅有的艺术珍品,令人惊叹不已。从考古标类学来看,它是从双肩石斧器型演变而来,原先也是适应于沼泽地和水田劳作的工具,但它已改变了石斧那种既掘土又砍伐林木的双重功能,而变为单纯翻土的单一功用。而从出土的大型石铲的体质和其数十把刃部朝天,直立圆形排列来看,大多为非实用器物,大部分学者认为是与农业生产有关的祭祀活动的遗存,属具有宗教意识的精神产品。石铲艺术的产生,既是石器时代从打制石器到磨光石器的必然产物,又是壮族先民在特定的环境中,随着稻作生产发展的需要而对劳动工具的加工改进,并出于功利而演化为一种神器祭品。大石铲密集的大龙潭一带,应是长期使用此类工具并进行过隆重祭祀典礼的中心地区,说明这里曾经是稻作农业的重要区域。

    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考古工作者在隆安县丁当镇俭安村更也屯发现一处距今65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贝丘遗址。2008年5月22日,南宁市博物馆考古人员开始对更也遗址进行了小规模试掘,共出土墓葬30多座,以及石器、骨器、蚌器等文物30多件。其中的蚌刀应为收割谷物的工具;长得像现在的舂杆的研磨器,考古专家认为是脱壳用的工具。遗址的发现和试掘,弥补了隆安没有古人类遗址的空白,推翻了一些专家认为大龙潭大石铲是外族人类在这里匆匆举行祭祀仪式而又离开的臆测,成功地佐证了大石铲文化是土著壮族祖先创造,生动描绘了古代骆越先民在以大龙潭地区为中心的左右江地区繁衍生息、把野生稻改造成栽培稻的生动画面。

    从以上稻作文化遗址的比较可以清楚地看出,以隆安大龙潭为中心的大石铲文化与左、右江河谷和邕江沿岸的贝丘稻作文化有明确的传承关系,而且只有以隆安大龙潭为中心的大石铲文化区才拥有中国新石器时代最先进的稻作工具,也只有以隆安大龙潭为中心的大石铲文化区才算得上是出现了大规模的有组织的水稻生产。从隆安县密集的以祈求水稻丰收为目的的祭祀点分析,在这一带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肯定有一个以水稻种植为主要生产方式的由骆越先民建立的古国,大龙潭附近是这一古国的中心。

    三、隆安县具备野生稻和栽培水稻生存的气候与环境条件

    隆安县位于北回归线偏南,一年有两次太阳直射,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夏长冬短,热量丰富,无霜期长,冰雪少见,年平均日照时数为1528小时左右,年平均气温为21.6℃,雨量充沛,年降雨量为1300毫米,比全国年平均降雨量629毫米和世界年平均降雨量730毫米高出近一倍。这种气候条件非常适合喜热喜湿的水稻生长。

    隆安县平原面积478.6平方公里,占全县总面积2277平方公里的21%,海拔高度80——150米。这些平原分为冲积平原、溶蚀平原和剥蚀堆积台地,分布在全县各乡镇,而以罗兴江流域、渌水江流域和右江流域最为平坦,是全县面积最大的平原,这里水土条件好,光照比较充足,很适宜水稻的种植和生长,为隆安大龙潭一带的野生稻生长和人工栽培水稻成为可能。

    四、隆安有不少关于水稻来源的民间传说

    隆安县广泛流传着关于水稻的传说,其中包含着丰富的稻作文化内涵。《隆安县民间故事集》有两则民间传说,暗示了水稻从野生稻发展到人工栽培的过程。

    《会走的谷子》叙述道:从前的从前,谷子如柚子般大小,生长在水边,成熟后便从枝桠上一串串落到地上,滚滚走动,每天不迟不早,太阳一露面,媳妇们打开房门,谷子便一个跟着一个滚进家门上火灶入顶锅,一年复一年,祖祖辈辈,老幼欢喜。

    一天,懒媳妇睡懒觉,起床迟,太阳上山一竹篙了,她还没有下竹楼开门。谷子等得不耐烦了,使尽全身力气,冲进门来,懒媳妇骂道:“滚回你们的老祖宗家去吧。”顺手用百牙梳子朝柚子般的谷子头上凿去,谷子瞪眼说:你懒我散。于是乎,谷子飞散一地,一粒一粒地不再滚动了。懒媳妇看到谷子细小细小的两头尖,气坏了,拿来扫帚,把细碎的谷子扫到溪边去。粒粒谷子马上长出一丛丛禾苗,抽穗、杨花,结成累累的谷子,人们把水稻收割下来,运回家中,加工成大米,过着衣食无忧的日子。

    这则流传于乔建、南圩的故事说明,历史上隆安有大量的野生稻繁殖,养育着这片土地上的人类。当时人们还没有掌握水稻栽培技术,只在水稻成熟季节到稻田中把稻穗收割回来加工食用。

    《再生稻谷》则叙述道:

    相传古时候,稻谷只需要种一次,便可长期收割,因为收割过的稻谷能反复生长。不知到了何年何月,稻谷再也不会复生了。传说那时有一对恩爱夫妻,自结婚后,很少分离。一天,妻子要回娘家给老父祝寿,来回需要半个月的时间,而当时正值收割季节,丈夫又刚好外出,因此担心自己走后,无人收割稻谷,于是决定用半天时间把自家的稻谷收割完再走。

    第二天,鸡刚打第三道鸣,她便起床迎着月光到田里收割去了。她割呀割呀,割了一大半,回头一看,刚割过的地方又刷刷地长出了金闪闪的稻谷,于是她回头再割。如此反复几次,忙得她大汗淋漓,但始终割不完田里的稻谷。她本想上午割完稻谷,下午就走娘家,可眼下稻谷割了又长,割来割去老是割不完,这可叫她发愁了。她想,要是不去给老父祝寿,人家定会说她不孝顺父母,去嘛,田里的稻谷又收不完,真是左右为难。她越想越心烦,就流下了难过的眼泪,随之就咒骂起再生的稻谷来。

    主管稻谷之神听到她的哭声和骂声后,便下令:凡人们种下的稻谷只能成熟一次,收割后不能再生。从此后,收割过的稻谷再也不会复生了。

    这则故事反映了人类把野生稻驯化为栽培稻后,从事一年一熟的水稻耕作,收割后的稻田因为还有充足的水分及温暖的天气滋养,因此又分蘖长谷的现象。

    五、稻作文明的历史印记“那”在隆安县无处不在

    地名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为地理实体、居民聚落和地域区划所取的名称,是特定的语言符号和人类活动的历史印记,它具有鲜明的地域性和民族性,又有着顽强的延续性和稳定性。田是稻作农业劳动的主要对象,也是稻作农业基本的条件。“田”在壮泰语中称为“那”,或者说,“那”是壮泰语“田”的汉字记音,有些也记作“纳”,并且被广泛地嵌入地名,我们称之为“那”字地名。从地图上可以看到,东起我国的珠江口,西到缅甸西南部,南起泰国南部、越南中部、老挝和我国的海南省,北到我国的贵州省中部,这一个广大的区域内,分布着大量的“那”字地名。而区域范围较小、在地图上未能标出的“那”字地名,更难记其数。壮侗语民族以稻作为主,他们居住的地方往往与稻田连在一起,而且生活也与稻田息息相关,因而他们聚居的村落(一般称为“板”、“曼”、“班”)常以他们俗称的各类田命名。这种以“田”字命名的地名的主要特点是:以各类田的俗称作为标志,采用“类名加专名”的办法,构成以“那”起头的“齐头式”地名。隆安大量分布着冠“那”字的地名,如那桐、那重、那朗、那门、那降、那料、那营、那昆、那湾、那可、那娄等等;一个村庄内各处不同的田垌也往往冠以“那”字,如隆安县大龙潭一带的乔建镇博浪村板何屯有那桑、那麓、那塘等地名。 “那”字地名的出现,是与稻作农业的出现联系在一起的,是稻作文明出现的历史印记,它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壮族稻作农业文化的本来面目。这种以“那”为主要特征的文化现象,我们称之为“那”文化,具有深层次的文化内涵。

    六、隆安大龙潭一带具有丰富的连续不断的稻作文明承袭关系

    1、大龙潭一带历来是鱼米之乡,有丰富的种植水稻经验

    渔业资源丰富。罗兴江、渌水江和右江汇合处的三江口,当地群众称为“那麓”。这里四面环水,河叉众多,鱼虾资源丰富,历来是远近闻名的鱼米之乡,过去,这里的壮民除了以稻米作为主食之外,荤菜的主要来源是渌水江、罗兴江和右江的鱼虾。据笔者86岁的老母亲陆桂花叙述,在小龙潭水坝建成之前,当地(“那麓”所在地的乔建镇博浪村板何屯)居民搭建了不少的“磊”,每年立秋时节,每天可捕得上千斤的鱼,平时也有几十斤、上百斤的收获。直到现在,那麓一带还有一些鱼床在继续使用。

    有种植水稻的传统。罗兴江、渌水江沿岸河谷,地势平坦,汲水方便,当地居民在河边建造筒车,把河水引到高处的稻田种植水稻。现在,在罗兴江沿岸还留存有多处架设筒车的石坝遗址。这与“骆越族群多傍水而居,以农耕为业,‘饭稻羹鱼,或火耕或水耨’”的古代壮族生产生活习惯极为相符。

    有一套种植水稻的本领。经过长期的实践,隆安壮族总结出了一套相当完整的稻田耕作技术,包括季节安排、耙田、育秧、垫农家肥、插秧、耘田、沤肥、排灌、防虫除虫、防倒伏、选种、收割、运输、晒干、储藏等环节,并有相应的生产工具。随着种稻经验的不断丰富,亩产量和水稻品质也不断提高。

    2、隆安大龙潭一带很多风俗习惯与水稻息息相关

    人生礼仪。人生礼仪,又简称个人生活礼仪,每个人在一生中都有必经的几个生活阶段,每个人的社会属性就是通过这些重要阶段不断确立起来的,在各阶段中自古以来便用一定的仪式做出表示,以便获得社会的承认和评价。在一生中各阶段所标志出的礼仪,就是人生礼仪。隆安县大龙潭一带壮族的人生礼仪如满月礼、婚礼、寿礼、葬礼等,都与稻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婴儿满月时,要蒸糯米团分发给亲戚朋友;女儿出嫁时,娘家人要为她举行“散花”仪式,一位福禄双全的长者把爆米花、棉籽撒到新娘身上,祝愿新娘出嫁后“有米有棉,有吃有穿”;每年儿女为老人做生日都举行一个“添粮增寿”仪式,儿女要往早已为老人备好的寿缸里添新大米,表示添寿;老人去世先在其嘴巴里放上几粒糯米和一枚硬币,棺头灵桌上要供一碗米饭,整个过程不能断。总之,隆安壮族的人生礼仪都离不开稻谷,“稻已经成为一种象征物,一种有生命的理念,一种有灵魂的精灵,从而成为人们礼仪的附着物,成为生命的代码和象征。”

    农事节日习俗。农事节日,是农事信仰的产物,并往往与关键性的岁时节令紧密联系,反映着农业生产各个重要阶段人们的迫切愿望和习惯。然而,由于人们所处自然环境、生产条件、生产方式、种植作物、文化传统有所不同,其节日内涵也有所差异。农事节日多,且具有潜移默化特点,时代越早,其共性越多,所具宗教、巫术色彩越浓厚,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农业水平的提高,有些农事节日也随之不断演变发展,有的节日已仅存形式或象征性内容,原有的祈神、娱神主旨已大都被较为单纯的有趣的娱乐等内容所替代。隆安县壮族很多流传已久的节日都与水稻有关,有的是为种植水稻的农具而举行,有的是为祭祀稻神而举行,有的是为祭奠帮助人类渡过种稻难关的异类而举行。在那桐盛行的四月八农具节,是“古代骆越人在水稻插秧完毕农事活动结束后,举行洗犁耙收存的祭祀仪式,祈求农业祖神赐予丰收”演变而来。在渌水江和罗兴江流域流行的六月六节,人称“芒那节”(“芒”壮语是“鬼”、“神”的意思,“那”是“田”的壮音,“芒那节”即“祭祀田神的节日”)。这是早稻即将开镰的时节,家家户户都祭拜田神,祭拜祖宗,祈求水稻丰稔;还请来亲戚朋友一起预祝水稻丰收。这一天,过节的村庄熙熙攘攘,场面非常热闹。农历七月二十日的乜汪节,是壮族人民为了纪念乜汪而过的。传说古时候,有一年天大旱,人们无法种稻,民不聊生,鸟王帮人类向雷王求情,雷王连降七天大雨,人们又可以耕作了,过上了富足的生活,鸟王却因连降大雨无法飞出去觅食,于农历七月十八日冻饿而死,七月二十日,所有的鸟类为她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后来,人类把鸟王尊称为“乜汪”(即壮语“母王”的意思),每年农历七月二十日都蒸做米粉、糍粑祭奉她。

    饮食习俗。隆安壮族以米饭为主食,他们偏爱和擅长制作大米食品,经过漫长岁月的积累,形成了100多种精美的大米食品,如米饭、米粥、米粉、米糕、米花、粽子、糍粑、汤圆、米饼、灌肠、米酒等等,反映了长期稻作生产积淀而成的具有地方民族特色的饮食文化。

    信仰习俗。隆安壮族崇拜多神,很多信仰习俗都与稻作农耕文化有密切关系,最为典型的是蟾蜍信仰。隆安壮族对蟾蜍很敬畏,平时蟾蜍跳进居住地,人们都会善待它们,不随便把它们赶走;即便爬进厨房或卧室,跳上灶台,也只能用扫帚轻轻扫走,千万不能把它们打死。这里的壮族人认为,蟾蜍是雷王的儿子,是雷王联系人类的使者,雷王通过蟾蜍的鸣叫而降雨,促使人间风调雨顺、水稻丰收;如果人类对蟾蜍不敬,也就是对雷王的不屑,雷王就会施与惩罚。

    七、专家认为,隆安县大龙潭一带是“骆田”的故乡

    《交州外域记》记载:“交趾昔未有郡县之时,土地有雒田,其田从潮水上下,民垦食其田,因名为雒民。”“雒”在壮语中是鸟的意思,雒田即壮语的“那麓”,意为鸟带来种子而形成的田。梁庭旺、谢寿球等民族文化专家认为,隆安大石铲遗址最密集的地方是渌水江、罗兴江、右江汇合处,这里地势平坦,水源丰富。每当洪水泛滥,被当地居民称为“那麓”的三角洲被洪水淹没,淤积一层肥泥,洪水消退后,低凹之处仍保留着积水,在别处吃了野生稻谷的鹭鸟来这里捕食鱼虾,部分没有消化的稻谷随鹭鸟粪便撒在积水中,生长出新的野生稻田。后来,人们用大石铲等工具在这里铲淤泥,挖排水沟,人工种植水稻,实现水稻从野生到人工栽培的演变。现在,这里还留存有“鹭鸟”的历史印痕,如渌水江的壮语名称叫“达骆”,意思是“鸟江”,“罗兴江”壮语名叫“达骆英”,意为“鹭鹚鸟江”,罗兴江流域还有与“鹭鹚鸟”谐音的行政村名,如鹭鹚村、罗兴村等,说明这一带就是古代记载的“雒田”所在地。

    综上所述,从丰富的稻作文化现象中可以看出,隆安是稻作文化,即壮族“那”文化中心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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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文发表于《中共南宁市委党校学报》201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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