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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失落的一代文明

发布时间:2020-03-29 21:10编辑:考古发现浏览(61)

    ----壮文化之都”建设的对策思考

    ——骆越古都文化遗存考察报告

    杜逢祖

    谢寿球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髓和灵魂,是激发民族创新的源泉。改革开放三十年,武鸣文化建设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随着文化与经济、政治相互交融和相互影响,在加快经济发展的同时,需要更加注重文化发展,全面提高人的素质,促进社会协调发展。武鸣县委县政府提出了建设具有壮族人文特色的首府南宁副中心城市——打造“壮文化之都”这一文化武鸣的战略构想,是结合实际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实践,是推动全县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具体行动。今年4月下旬到5月初,由县直属机关工委卢建雅书记带头的第三十三调研组,组织县宣传部、县直属机关工委、县旅游局、县文体局和县史志办等单位,深入马头、两江、陆斡等镇,进行调研,开展座谈,了解骆越历史文化的主要遗址及现状,探索今后武鸣县打造骆越古都文化以及“壮文化之都”建设思路和对策。

    壮族先民是珠江流域文明的开创者,壮族先民骆越人所创造的骆越文化是珠江流域历史上最早最灿烂的篇章之一,骆越文化中的稻作文化、铜鼓文化、崖画文化、龙母文化……曾对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产生过深刻的影响。但是由于历史风雨的侵蚀以及种种人为的原因,壮族历史上这一灿烂的篇章早已斑驳破碎,成为难以追寻的遥远记忆,这不能不说是一大憾事。

    一、武鸣是壮族先民骆越人的祖居地和骆越古国最早的都城所在地。

    一个失去历史记忆的民族,难于构建她的现在,更难于把握她的将来。因此,追寻失去了的历史记忆也就成为一个民族永远难于摆脱的文化情结。也正是因为如此,一批又一批壮族文人学者踏上了寻访骆越历史文化遗存的旅途。

    骆越历史文化遗址

    神秘的骆越古国留下了无数未解的历史之谜,其中最撩人神思的谜团就是骆越人的祖居地和最早的都城位于何处?对于这一问题,许多专家和学者都从不同的角度作了有益的探索,并初步形成了骆越国都位于郁江平原和越南红河平原的观点。我国著名的民族学家徐松石在他所著的《泰族壮族粤族考》一书中曾对这两种观点作了概括:“骆越国(一说都今广西贵县,一说都今越南东京河内)。”[1]

    处于大明山西南麓的武鸣这块热土地,悠久的壮族先民孕育了许多带有浓郁地方特色的历史文化,随着历史变迁,人事沧桑,诸多历史文化随之湮没。但具有骆越历史文化特征的遗址仍有十几处。

    这两个城市到底是不是骆越古国的“都城”?从地理文化学的角度分析,这两个城市分别位于骆越古国疆域内最大的两个冲积平原内,容易形成大型的农耕区和居民聚落区,而且这两个城市附近又都出土了大量的骆越时代青铜器,河内附近还有被越南学者认为是骆越王的雄王庙,骆越人在这两个地方建都是有可能的。但是这两个城市不可能是骆越人最早的“都城”。据《逸周书·王会解》“路人大竹”的记载,骆越人在商周时代就已成为一方诸侯,作为骆越人最早的祖居地和都城,应拥有大量的商周时代青铜文物。而古贵县和古河内这两个城市所出土的青铜文物都是战国至汉代的,缺乏商周时代的文物佐证。因此这两个城市都不可能是骆越人的祖居地和最早的都城。

    陆斡镇:覃内村——岜马山岩洞葬。1987年挖掘,清理了5个墓洞,5号洞所出土的石玉戈为权力标志性文物,墓主很可能是当地方国君王一类人物。6号洞随葬品有陶制釜、壶、杯、纺轮等,其身份很可能是君王之妻。

    骆越人的祖居地和最早的都城到底在哪里?笔者认为,作为以稻作文化、铜鼓文化、崖画文化、龙母文化等影响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的一个著名古国,它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必然与上述文化所产生的自然地理条件密切相关。学术界目前公认的骆越古国范围最北界为红水河一线,最南至越南红河平原和海南岛,最西至云贵高原东缘,最东至广东省西南部。在这一地域内,能够形成稻作文明中心的地理单元有右江河谷、郁江平原、南宁盆地、武鸣盆地、宾阳盆地、宁明盆地、龙州盆地、玉林盆地等,上述地理单元土地平缓,灌溉便利,历史上有广泛的野生稻分布,能够发展大面积的水稻生产。而上述地理单元又以右江河谷、南宁盆地、武鸣盆地最值得注意,这三个地理单元是稻作文化标志性文物——大石铲出土最多的地域,大石铲文化产生的年代与中原的夏代相当。这说明在夏朝时代,右江河谷、南宁盆地、武鸣盆地的交接地带已产生了代表当时先进生产力的稻作文明。在这三个稻作文明的重要区域内,只有武鸣盆地具备产生早期青铜文明的条件。武鸣盆地北端的大明山西南麓,有丰富的铜矿蕴藏,根据目前已探明的储量约占广西铜矿储量的三分之一,这一发展治铜业的优异条件是其他地理单元所不能比拟的。与武鸣盆地发展治铜业的自然条件相类似的地理单元还有玉林盆地,玉林盆地北端的铜石岭也有铜矿蕴藏,但蕴藏量较少。在铜石岭曾发现过一个汉代的铜矿冶炼遗址,但这一遗址与武鸣大明山西南麓的治铜历史相比就晚得多了,武鸣大明山西南麓的元龙坡遗址曾出土商周时代的铸铜石范,显然,与玉林盆地相比,武鸣大明山地区更有可能成为骆越青铜文明的发源地。

    马头镇:元龙坡——最早最大的骆越墓葬群。墓葬群约有古墓500多座, 1986年至1987年发掘,清理了350座墓葬,出土文物1000多件,年代为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是骆越古地发现的最早和最大的青铜文化墓葬群。安等秧战国墓——骆越国的特色兵器墓。1985年发掘,共清理了86座古墓,出土文物205件,经专家鉴定,认为是战国时代的文物。出现了许多具有鲜明骆越文化特征的青铜器,这一类的青铜器目前只发现于岭南地区。全苏村勉岭——出土骆越古国高级礼器的墓葬。1974年出土一件色泽晶莹、纹饰瑰丽的青铜卣和一件青铜戈。据考证,青铜卣是商代晚期的遗物,距今已有3000多年。这是广西发现的最早的青铜器。那堤村——敢猪岩岩洞葬遗址。年代亦为商周。2006年发掘考察,出土玉器1000多件,是广西开展岩洞葬考古以来发现玉器最多的一次。敢猪岩出土完整的陶器有10多件,文物中“豆”和T形玉饰等器具在广西还是首次发现。

    作为骆越又一标志性文化的左江崖画文化,按照广西著名考古学家覃圣敏等人的观点,年代在战国早期至东汉期间,因此左江崖画文化也并非骆越古国早期的标志性文化。骆越古国的另一标志性文化是龙母文化,以武鸣元龙坡等遗址出土的刻有蛇纹图案的石范来看,龙母崇拜习俗早在商周时代就已形成。龙母文化是骆越古国的宗教文化,骆越人历史上重要的活动中心目前都发现了龙母文化的遗存,因此根据龙母文化的遗存可以大致推断出骆越人的活动范围及中心所在。在骆越故地中,环大明山地区是龙母文化遗存最为丰富的地区。笔者在《龙母文化发祥地探折》(《大明山龙母揭秘》)一文中已对环大明山地区的龙母文化遗存做了较为详细的介绍,从环大明山地区丰富的龙母文化遗存来看,环大明山地区是珠江流域龙母文化的发祥地,也是骆越古国的文化中心。因此,寻找“骆越古都”应在武鸣县大明山西南麓一带着手。根据以上分析,笔者与南宁大明山旅游区管理委员会组织的专家一起对武鸣大明山西南麓的骆越文化遗存进行了一次较为全面深入的田野调查,现将调查情况作简要的介绍和分析。

    两江镇:独山战国岩洞葬——随葬青铜器最多的岩洞葬。年代为战国时代。随葬品几乎全是兵器,墓主可能是骆越国的一个军事首领。他的随身武器仅短剑就有4把,这说明他在军中的地位较高,墓主有一把青铜戈随葬,青铜戈是从新石器时代的权力重器玉戈演变来的有令牌功能的特别兵器,从这一文物推断墓主很可能是史书记载的骆将一类的高级将帅。三联村岽很坡——出土骆越铜鼓最多的山坡。岽很坡前后共出土了骆越时代的铜鼓5面,还出土了青铜剑,这些铜鼓的鼓面装饰有蹲蛙和翔鹭纹,属冷水冲型铜鼓。年代应是战国时代。战国时代的冷水冲型铜鼓目前尚未见于文献,应是最早的冷水冲型铜鼓之一。聚群村六昌屯——充满神秘色彩的南朝庙与“龙母金洞”遗址。南朝庙原是一座有三层楼的骆越王庙,原庙在民国初年被毁,但各村群众仍在原址烧香朝拜,至今香火不断,南朝庙对面的山岭壮语叫“内朝”,意为王岭。南朝庙旁边有一个龙母金洞,壮语叫“敢娅浦”,意为龙母洞。龙母金洞的洞口是一个新石器时代的遗址,遗址堆积有10多厘米厚的贝丘文化层。洞旁有一个高约3米,直径约1米的古人类生殖崇拜的石祖。据鉴定,龙母金洞遗址的年代距今约四千至五千年,是一个多文化层重叠的遗址。赵江磨刀石沟——传说是“骆越王铸剑的地方”。赵江古壮语的意思就是骆越王江,在赵江的支流汉溪上,有一段遗留许多古磨刀石的溪谷。经初步考察,在一段二十多米的溪谷中,专家已确认了四十多处的磨刀痕迹,其痕迹十分古老,且形状独特,显然为打磨古兵器所留。在每一处磨痕的旁边,均凿有一个蓄水池,大小不一。在磨刀石沟旁边,还发现了一处砌有石墙疑似古兵营的山坡。结合当地有关骆越王被秦始王兵追杀的传说,此处很可能是一个重要的骆越军队驻扎过的历史文化遗址。

    一、大明山西南麓的“骆越”地名遗存

    罗波镇:罗波潭——古骆越文化中心。它包括罗波潭、罗波庙、罗波古城遗址、旧陆斡圩和南召泉。罗波壮语叫“佬浦”,意为高祖母,即龙母。罗波潭壮语叫“凌佬浦”,意为高祖母潭,即龙母潭,传说是掘尾龙的龙宫。古代文人墨客歌咏罗波潭的诗词遗留甚多。罗波庙是一座古老的庙宇,最后一次重修的时间是清代,原有三进,上世纪50年代建罗波小学时拆了一进,现还剩两进。原庙的主神是龙母,清代重修后,龙母神改坐侧位,主位供明代思恩府土知府岑瑛,其余的神像还有观音、神农、关羽、岳飞、土地等。陆斡壮语叫“骆越”,旧陆斡圩古时是武鸣县最大的圩场,用泥筑寨城,分东南西北四门,并有一个古老的骆婆庙,现庙和城寨皆毁。南召泉在罗波镇凤林村东面,离旧陆斡圩约1公里,南召泉叫“博南召”,意为王泉。清代思恩府知府李彦章将其改名为琴筑泉,泉边原有一个高祖庙,据说是祀唐代的廖州剌史韦厥,也有说是大王庙的。古代从南召泉到罗波潭的沿江两岸是著名的廖江三月三歌圩所在地,每年的三月三至三月十三,这里都要举行盛大的祭祀龙母和抢花炮、唱大戏、对歌等活动。

    在大明山西南麓的马头、陆斡、罗波等乡镇考察,我们发现了一些与“骆越”音义相关的壮族古地名文化遗存。

    锣圩镇和城厢镇:骆垌舞——独特的古骆越祭祀舞蹈。它由十名左右的师公戴着奇特的傩面具,拿着独特的响棍进行表演,用独特的“岳鼓”和锣鼓伴奏,舞蹈形式独特,舞步刚劲,节奏感强,具有较强的视觉和听觉冲击力。“骆垌”是古代骆越国的将军称号,骆垌舞反映的内容是古骆越人的祭祀过程,包括出征、点兵、行军、打仗、招魂、驱邪等。它展现了古代骆越国的文化风貌,保存了许多壮族远古生活习俗信息,堪称壮族古代文化的“活化石”。

    位于武鸣县大明山主峰龙头峰南麓的陆斡镇,壮语名叫“Luegver”,这一壮语名称与“骆越”的古读音完全一样。在陆斡镇正北面的大明山脚下有一个名叫“小陆”的小圩镇,壮语名也叫“Luegver”,不过因为圩场比陆斡小,因为被称为“小陆”。在小陆的北面,有一个由陆苏、浮排、陆寨、坛减、黄基、尾雷、渌垦七个自然屯组成的大村子,名字叫“板陆”,而在“板陆”村发源的“达娅”江下流至武鸣城东镇从广村的河段,也有一个大村子叫“板陆”。“板”在壮语里是村子的意思,“陆”是“鸟”的意思。

    专家考察、研究和学术成果

    这是一条由“鸟”组成的地名线是一条内涵深厚的文化线。

    从2005年5月始,广西大明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多次组织专家学者对环大明山地区民族历史文化遗址进行普查与研究,先后出版了《神奇大明山》、《大明山龙母揭秘》、《骆越古国历史文化研究》、《大明山骆越养生》等多部论著。结合考古学、民俗学等多学科研究成果研究分析,专家们一致认为:大明山南麓地区是百越民族骆越的重要发祥地,是骆越古国最早的都城所在地。这一研究成果立即引起学术界广泛的关注。鉴于骆越文化的历史重要性、文化国际性和地理特殊性,2006年8月8日,南宁大明山风景旅游区管委会、广西社会科学院壮学研究中心联名向国家有关部门汇报骆越古都文化研究的成果,建议有关部门加强对我国骆越文化的挖掘、研究与宣传。国家有关部门极为重视,组织专家到南宁开展专项考察,先后对武鸣的元龙坡、安等秧、勉岭、古鲁、罗波庙、小陆堡、起凤山、独山、南巢泉、召王庙、龙母村、龙母金洞,青秀区的灰窑田,邕宁的五圣宫、顶蛳山,宁明的花山等古文化遗址及自治区博物馆和武鸣文管所收藏的文物进行了较全面的考察和拍摄,并与广西的有关专家学者举行专题座谈。考察组对骆越文化、骆越古都文化的挖掘与研究的初步成果给予了充分肯定,并对今后如何进一步加强骆越文化的挖掘与研究工作提出了意见和建议。其后,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民族大学等学术机构的专家学者相继到大明山地区调研,并在大明山建立了民族文学和民族宗教研究基地。

    在小陆至陆斡的达娅江沿岸地域,就是古代环大明山地区最大的廖江歌圩。民国以前,每年农历的三月初三至三月十三,环大明山地区的群众都到这里祭祀龙母,并举行盛大的唱山歌、演大戏、抢花炮活动,人数有数万人之多。祭祀与歌圩习俗的遗存,是古代壮族先民对远古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记忆。这一习俗的遗存,说明古陆斡即“骆越”,是古骆越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即“骆越古都”。

    2007年1月,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厉声考察了广西的骆越文化后指出:骆越文化是百越文化的核心,百越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2007年12月,自治区文化厅、中国百越民族史研究会联合举办 “中国百越民族史研究会第十三届年会暨百越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中国、美国、越南的专家、学者70余人,学者提出,广西可能存在两个西瓯、骆越的古都,其一是武鸣马头一带,其二可能在罗城,这些都有考古发掘作为佐证。中央民族大学原副校长、博士生导师梁庭望指出“骆越国的国都和京畿当在大明山西南麓今武鸣县境的陆斡一带,其方位不出陆斡、两江、马头一线。” 学术界公认,骆越古国的范围北起广西红水河流域,西起云贵高原东南部,东至广东省西南部,南至海南岛和越南的红河流域。骆越文化的源头和中心在中国,主体部分也在中国。这个中心和最早的国都就在武鸣。

    环大明山地区重要的龙母文化遗存也大多数集中在这一地带上。小陆北面的大明山脚下板陆村旁有环大明山地区最大的龙母庙,陆斡旧街附近有著名的罗波潭和罗波庙,城东镇的板陆村和夏黄村、武鸣县城的大同村历史上也有著名的龙母庙。城东镇板陆村的龙母庙在解放前有200多亩的祖田,村里的男丁每四年要集中到龙母庙里抽签,重新分耕这200多亩祖宗地。这一地带深厚的龙母文化遗存表明,这一地带是古老的“骆越”文化沉积带。

    骆越古国曾创造了灿烂的文化,骆越文化中的稻作文化、棉纺织文化、航运文化、铜鼓文化、崖壁画文化、巫文化、龙母文化、玉器文化等对中华文明、东南亚文明乃至世界文明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这一宝贵的壮民族历史文化资源,为武鸣“壮文化之都”建设提供了有利条件和发展机遇。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条有“骆”地名印记的文化带所流经的河水,按武鸣县古文人的说法就是古“骆越水”。据清代文人黄君钜所著的《武缘县图经》记载:“武缘之水以三江为大,三江者南流江、达蒙江、大揽江也。南流江又名何滤江,亦作可滤江,皆渭笼、武离一音之转,即古骆越水。”一音之转,即认为“何滤”“可滤”“渭笼”“武离”都是“骆越”或“越骆”的另一读音,也就是说,“骆越水”是因此而得名。按照这一记载,“武缘”也是“越骆”的一音之转。“武缘”即是古之“骆越”。武鸣的东江由达娅河、古鲁河、思陇江三条河汇流而成,在东江边有一个村子,壮语名字叫“陆林”,译成汉语就是“骆水”的意思。这一古地名遗存也透露这里的东江就是古代“骆越水”的信息。大明山西南麓“骆越水”地名的遗存,在整个骆越故地中是绝无仅有的,这说明大明山西南麓的壮族人还留有骆越古国的深刻记忆,这一记忆是弥足珍贵的。

    二、 挖掘、保护与开发并举,打造骆越古都文化

    骆越人是一个亲水的民族,汉代刘安所编的《淮南子·原道训》记载:“九嶷之南,陆事寡而水事众,于是民人被发文身,以像鳞虫;短绻不绔,以便涉游;短袂攘卷,以便刺舟。”在武鸣“古骆越水”流域生活的骆越人也有爱水喜舟的习俗。商周时代的“马头墓葬中,有的在狭长墓圹中的一侧加上一个长方形或半圆形的侧室;有的在狭长墓圹的四周或两端做出生土二层台;有的还将两端二层台割切成船形,使整个墓圹呈船形。这种船形竖穴土坑墓全国少见”。[2]商周时代生活在大明山西南麓的骆越人死后的墓穴也做成船形,可见这些人生前是以舟为家的。大明山西南麓的地名也有与水相关的文化遗存,元龙坡遗址附近的马头旧街古代的壮语地名叫“古鲁”,意思就是“有船的地方”,它后起的名字“马头”也不会是“马山之头”的意思,而是“停船的码头”。武鸣县两江镇独山战国岩洞葬遗址附近的龙母村壮语名叫“黑达”,意思就是“河边的圩镇”。这些信息都说明大明山西南麓的“古骆越水”在骆越时代是可以通航的河流,是船的港湾。笔者近日对这“古骆越水”做过考察,发现很多人在旧河道上挖沙出售,使武鸣县城到罗波镇的公路沿线沙丘连绵,成了建材的市场。从挖沙所显露的古河道分析,古河道比现在的河道要宽三四倍,是名副其实的大河。骆越人在这条大河边生活,船成了主要的交通工具,这自然会产生了对渡船的崇拜习俗。

    骆越文化是我国具有世界影响的珍贵文化遗产,在越南加紧抢占骆越文化遗产的国际形势下,加快骆越文化的挖掘、保护与开发,以武鸣新形象、武鸣新贡献服务于南宁现代化建设,服务于北部湾经济区的开发就显得特别紧迫。

    许多古书都记载,骆越国有“鸟田”之称谓,也叫“雒田”。对于“鸟田”,学者们往往说法迥异,有说是“鸟耘田”的,有说是“山谷之田”的,有说是潮水带来的淤泥堆积成田的,“鸟田”到底是古骆越的什么田呢?在环大明山地区,对于“鸟田”却有另外一种说法。许多老人都说,因洪水泛滥,壮族的先祖从郁江边向大明山地区迁移。大明山地区森林茂密,看不出哪里是可以定居耕种的田地,是鹭鸟的叫声指引壮族先祖找到了泉水边可耕种的水田,过上了富足的生活。所以壮族人非常崇拜鹭鸟,把它当成了氏族的图腾,并把鹭鸟纹铸到铜鼓上。“鸟田”就是鹭鸟指引开发的水田。环大明山“鸟田”的传说与鹭鸟标志的文化遗存透露了骆越国名称来源的重要信息。从另一个侧面说明环大明山地区是骆越人最早的家园。

    2007年以来,骆越文化在广西已经成为旅游开发新的热点,成为广西新的文化名片。广西大明山风景区已建成了大门景区和骆越王庙、养生之旅、明顶山庄等骆越文化旅游设施和线路,随后还要建设龙母庙、龙母朝圣之旅、骆越养生中心、骆越古都文化城等旅游设施和线路,大明山风景区将成为一个大型的骆越文化旅游区。广西宁明县花山风景区充分利用古骆越人在山水中留下的艺术瑰宝——花山崖壁画这一世界级的文化遗产,转变经营方式,走市场品牌打造的新路,引进2亿元资金,建设花山古都文化城,目前景区新的码头已开始使用,两艘有骆越文化风格的游船已正式开航,五星级的花山古都宾馆将要建成,骆越文化旅游打开了一个新的局面。隆安县挖掘骆越文化中“稻作文化”部分,2008年5月,正式启动了“那文化之都”民族文化品牌打造工程,计划在三年内,打造具有国际水准的隆安“那文化之都”民族文化品牌。中共南宁市委、南宁市人民政府以南发[2007]2号文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民族工作,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意见》,提出了“有计划地开发利用以环大明山为中心的壮族龙母文化、骆越文化和邕宁顶蛳山文化,全力打造'壮都风情,民歌之乡',进一步丰富民族文化底蕴,构建'南国壮都'民族文化旅游名城”的要求,龙母文化和骆越文化的开发成为南宁市文化建设的战略性决策,成为南宁市打造的三大文化品牌。

    二、大明山地区山水地名所透露的骆越祖居地信息

    武鸣县,作为环大明山旅游经济圈的门户,作为广西首府南宁副中心城市,不仅是骆越人的祖居地、骆越古国最早的都城所在地,不仅是龙母文化重要的发祥地,而且是最大的少数民族——壮族语言的发源地,又是南宁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壮族传统节日“三月三”的承办地,并且还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壮族歌圩重要的展演之地,历史进程的文化宠物多次宠幸了武鸣这块热土地。我们有基础、有条件,现在又迎来新的历史机遇,我们只有打造骆越古都文化,构建“壮文化之都”,才能及时抢占骆越文化遗产,才能为南宁市三大文化品牌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

    大明山的壮语地名叫“岜是”,“岜”是山的意思,“是”的意思是“根源”和“神地”,“岜是”即是“祖宗的山”或“祖宗神山”。壮族人是把大明山当作祖宗的根所在的圣地来崇拜的。

    1、进一步深入开展骆越文化的考察与研究工作

    在大明山最高峰龙头峰南麓,有一个名叫“渌垦”的村子,村子的西边有一个环大明山地区最大的供奉龙母和骆越王的神庙,叫大明山庙。传说这个神庙的天井中生长有一株高大的芋头,芋头生出99个小芋头,骆越人每一个迁向他处的分支都要在这株芋头下挖走一个小芋头,把它种在新定居的地方,并在种下小芋头的地方建一座庙,供奉祖宗神龙母。传说古骆越人在各地有99个龙母庙,这些龙母庙都是从庙口村这个大明山庙分出去的。分布在骆越故地的各个龙母庙是否都是从大明山庙分出去的,这一传说的真实性已无从考证。但大明山庙在环大明山地区确实具有祖庙的神圣地位,每年三月初三,慕名而来朝拜的人摩肩接踵,香火非常兴旺,可惜这个环大明山地区最大的祖庙在民国初年就被当时的政府拆毁了,现在的遗址上只残留了几个唐代时的石础,昔日辉煌的祖庙已沉埋在荒草之中。

    目前所发现的骆越文化遗存只是初步的考察研究成果,县域内还有许多骆越古墓、古战场、古道、古城、古庙遗址,骆越文化的遗存非常丰富,要开发这一宝贵的文化资源必须进一步开展考察与研究,必须加大人员和资金的投入。这些文化遗址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得到很好的挖掘、研究和保护。为了国家的文化安全,建议由政府划拨专项资金进行考察、研究、保护和开发。

    武鸣县马头镇四明村越过大明山到上林县明亮乡有一条不知建于何年代的古道,如今尚存400多级用料石砌成的阶梯,石阶古道宽4米,这样宽的古道在古代可算是雄关大道了。这条神秘的古道东边有一座海拔949米的高山,山的壮语名叫“岜浦”,意为“祖母山”。这条古道北通柳州、桂林,南连武鸣、南宁,在明清以前是一条重要的古道。壮族先民把扼守这一条古道的山叫“祖母山”,可知这座山的古老和重要。

    2.建立国家级骆越文化保护区

    武鸣县的两江镇坡耸村,村后山的 场中有一个名气很大的岩洞,叫做祖公洞,壮语名叫“敢达公”,祖公洞也叫祖公庙,实际上是一个供奉“掘尾龙”的庙宇。祖公庙的香火很旺,据说每年来烧香的群众超过万人。看来大明山地区的壮族群众是把“掘尾龙”当作自己的祖公来祭祀的。大明山的群众不仅把“掘尾龙”当作自己的祖宗,而且把“掘尾龙”的养母——龙母神也当作自己的祖宗,因为龙母的壮语名就叫做“娅浦”或“佬浦”。马山县古零镇里民村内感屯的龙母庙前有一块清代咸丰年间刻的“首事碑”,碑中有“高祖暨七娘以降斯岩”的记载,这一“高祖”就是龙母神。

    武鸣县的两江镇、马头镇、起凤山之间的三角形地带是骆越古文物蕴藏最丰富的地带,近年来因没设保护区,这一地带的遗址、古墓屡遭盗掘,许多珍贵的骆越文物流失区内外。为了保护好骆越古都的文物,使骆越古遗址古文物发挥应有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建议在这一带设立国家级文化保护区。

    在环大明山地区,遗留骆越祖居地信息的山水地名还有“临浦”、“罗波潭”和“娅垌”。“临浦”的壮语意思是祖母江,“罗波潭”的壮语意思是大祖母潭,“娅垌”就是祖母垌。

    3、编辑出版骆越文化研究成果专著和宣传图书

    “临浦”是发源于大明山北流入宾阳县清水河的一条河流。在三国时代吴国把汉代所建的领方县改名为“临浦县”,辖现在的宾阳、武鸣、马山、邕宁等县区。“临浦”古代又译为龙母江,《广西通志》记载:“临浦江,州西二十里。源出宣化县界,北流入思览江。”宣化县是古代的邕宁县。清代著名的壮族诗人张鹏展的《昆仑关》诗有“北水归临浦,南云控古邕。一关通鸟道,万仞锁螺峰。垒石层墉旧,明珠置泽重。无须谈将略,薄海尽尧风”的句子,[3]可见临浦江是宾阳县与上林县重要的水道。古临浦县旧址在今宾阳县新桥镇的临浦村,如今,村边的临浦江仍叫龙母江,拦截龙母江修建的水库名字也叫龙母水库。临浦村里尚遗存一古老的山井和山井庙,山井庙供奉的主要神祇叫“帝母”,“帝”在宾阳话中是本地的意思,“帝母”即本地人的祖母神,也即是龙母神。据临浦村的老人介绍,历史上向“帝母”神求雨求子很灵验,所以“帝母”神的香火很旺。看来,祖母神即龙母神在古大明山地区的影响非常深远,连古南宁市地域的政区也以“龙母江县”来命名。

    骆越文化特别是稻作文化、棉纺织文化、巫文化、龙母文化、花山文化、铜鼓文化等对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都产生过深刻的影响,但由于这一文化宣传太少,所以造成了不少国家的专家误认为骆越文化发源于越南,这一宣传工作方面的弱势对我国非常不利。建议武鸣县争取得到国家的支持,在对外宣传工作方面加强对骆越文化出版物的编辑和出版,当务之急是尽快编辑出版一批骆越古都文化的专著和图书,发给我国驻外使馆,作为对外文化交流的图书。

    “罗波潭”在武鸣县罗波镇政府驻地的罗波圩旁,是一个水深达46米的古潭,潭边有著名的罗波庙,罗波镇就是因这一古潭和这一古庙而得名,这也是珠江流域唯一以“龙母”命名的乡镇。

    4、拍摄骆越古国探秘系列电视专题片

    “娅垌”是武鸣县城所在地的壮语地名,从这一地名我们可以知道,武鸣县城所在的土地在远祖时代就得到了开发,是“祖母流传给我们的祖宗田”。

    由于史料的缺乏,骆越古国在历史上众说纷纭,解开这一历史之谜必然会产生很大的社会效应,拍摄这一题材的专题片对于我国抢占骆越文化制高点是关键性的一着,根据目前骆越文化的研究成果,骆越古都文化和稻作文化是骆越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现在学术界已确定骆越古国最早的都城在大明山南麓的武鸣,稻作文化的起源地和中心在隆安县,因此拍摄骆越文化应从骆越古都、稻作文化的起源地和中心的解秘着手,步步揭开骆越古国之谜。

    这些以纪念远祖而命名的古地名信息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环大明山地区是古骆越人的祖居地,是骆越人根之所在。

    www.402.com,5、召开国际性的骆越文化研讨会

    三、骆越铜鼓的故乡

    我国是骆越文化发祥地的学术成果要取得国际学术界的认可,必须争取大多数学者的支持。因此要在适当时候由我区的文化交流机构出面召开有世界权威学者参加的学术研讨会,就有关问题展开讨论,使学术界对我国是骆越文化发祥地的事实有充分的了解。研讨会在武鸣召开,是一次重要的对外文化交流活动,要得到国家的支持,协调有关部门做好这一筹备工作,并在资金方面给予支持。

    铜鼓是骆越古国的标志性文物,骆越古国也因此被称为铜鼓王国。在骆越故地现存的出土铜鼓仅广西就有600多面,是世界上出土铜鼓最多的地区。骆越故地现存世最早的铜鼓是广西田东县锅盖岭出土的万家坝型铜鼓和越南东山、广西贵港罗泊湾、广西西林普驮出土的石寨山型铜鼓,但是万家坝型铜鼓和石寨山型铜鼓的创制源头在云南的万家坝和石寨山,因此广西田东县锅盖岭出土的万家坝型铜鼓和越南东山、广西贵港罗泊湾、广西西林普驮出土的石寨山型铜鼓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骆越铜鼓。

    6、加快骆越古都文化园等骆越文化开发项目的建设

    最早记载骆越铜鼓的古籍是《后汉书·马援传》:“援好骑,善别名马,于交趾得骆越铜鼓,乃铸为马式;还,上之。”但是《后汉书·马援传》对马援所得铜鼓是早期骆越铜鼓还是晚期的骆越铜鼓并没有说,因此我们只能推断马援所得的铜鼓可能是当时东汉制作的晚期骆越铜鼓,而不能确定马援所得的铜鼓是早期骆越铜鼓。

    骆越文化的宣传和展示要有一个固定的窗口和载体,因此很有必要在广西武鸣原骆越故地建立一个大型的骆越古都文化园,这一文化园既是骆越文化的大型历史博物馆,也是壮族历史文化风情旅游的大型景点。建设这样的文化旅游设施,将会有效地促进东南亚各国的旅游互动,使我国真正成为与东南亚各国文化交流的中心。目前骆越古都文化园项目的规划工作南宁大明山风景旅游区管理委员会正在进行之中,这一文化园的建设希望国家能立项支持。

    目前学术界所公认是广西骆越故地所创制的铜鼓是冷水冲型、北流型、灵山型铜鼓,但是由于这几种型制的铜鼓出土时的随埋文物多是汉代至南朝时代的文物,因此学术界多认为这些型制的铜鼓是汉代至南朝时代的文物。[4]

    三、以骆越古都文化为统领,为新时期武鸣“壮文化之都” 建设注入新的生产力

    骆越国灭亡的年代多数专家认为是在汉武帝元鼎年间,按照这一年代判断,广西所创制的铜鼓充其量只能是晚期的骆越铜鼓。

    骆越古都文化要素与现实文化建设存在的内在联系

    广西到底有没有早期的骆越铜鼓?也就是说,骆越古国的早期国都在不在广西?

    1、龙母文化——骆越古都标志性文化

    骆越铜鼓的纹饰有几个特征:一是鼓面中央铸有太阳纹,二是鼓面或鼓腰铸有翔鹭纹,三是鼓腰多饰羽人纹和渡船纹。可以说,骆越古国的“国徽”就是太阳纹、鹭鸟纹和渡船纹组成的。这几种纹饰反映了骆越人对太阳、鹭鸟和渡船的崇拜。这一文化习俗笔者认为都起源于骆越人的祖居地大明山地区。环大明山地区有一个著名的民间故事叫做《妈勒访天边》,故事说在远古时,有一天太阳沉下去以后就再也没有升起,天下于是变得黑昏昏的,种庄稼庄稼不长,养猪猪不壮,连人也病倒了。后来是一个孕妇自告奋勇到天边去寻找太阳,她向着东方走啊走,儿子生下来后还是不停地走,最后母子二人用铜鼓唤起了沉睡的太阳,给天下带来光明和兴旺。这就是骆越人崇拜太阳并在铜鼓上铸上太阳纹的原因。至于骆越人崇拜鹭鸟和渡船的原因上文已经论及,这里不再赘述。当然,关于壮族铜鼓上的太阳纹、鹭鸟纹和渡船纹的文化内涵,学者们有多种不同的解释。但是笔者认为环大明山地区壮族民间传说对铜鼓上的太阳纹、鹭鸟纹和渡船纹的解释更具有原生态的特征,因而也就更具有文化发生学的意义。

    骆越古都文化研究的突破是从骆越古国的宗教文化——龙母文化的揭秘开始的。专家们在整理调查时发现环大明山地区有众多的龙母文化遗存。龙母,武鸣壮话称为“姆掘”或“娅蒲”,是先秦时期骆越人共奉的祖宗神。这里有珠江流域最早的龙蛇图腾文物,有十多座龙母庙遗址,龙母文化地名遗存特别多,有原汁原味的龙母文化风俗民情。在随后的深入调查中,专家们又发现从大明山地区向武鸣河、右江、邕江、西江到广东的德庆有一条龙母文化的遗存线路,这一条线路上的龙母文化都带有“蒲”字的文化遗传密码,从而验证了明代著名的学者屈大均“龙母本姓蒲,误作温”的观点,并且查出龙母文化发源于大明山地区并向珠江下游传播的证据。

    武鸣县府城、宁武等地曾出土过几面铜鼓,这些铜鼓因无其他同地层的文物为佐证,有关专家参照其他地方出土的冷水冲型铜鼓的年代认为是隋唐时期的窑藏品。1974年大明山脚下的两江镇三联园艺场出土了一面铜鼓,伴随这面铜鼓出土的青铜器有铜剑、铜矛等,据发现者那院屯的韦国兴老人介绍,出土的青铜剑一共有2把,剑长50多厘米。这些铜剑的型制与附近的独山战国岩洞葬墓出土的相同,因此三联园艺场出土的铜鼓其年代应为战国时代。这是骆越早期的铜鼓,也是真正意义上的骆越铜鼓。

    武鸣“三月三”歌圩反映了传统的壮族节日习俗文化,更是内涵丰富的龙母文化信仰的体现。“三月三,龙拜山”这句俗话广为流传,其实来源于武鸣民间“掘尾龙扫墓”的故事,实际上就是闻名珠江流域的龙母和“掘尾龙”的传说。这一天自然而然唱出关于掘尾龙和他母亲的山歌,必不可少地用五色糯米饭为祭品,聚众娱神,继而谈情说爱,终于发展成为歌圩,发展成为壮族人民的精神信仰和文化生活方式。改革开放后歌圩更是日益繁荣。1980年10月1日在县城举行“国庆山歌会”,这是改革开放后政府部门组织开展的第一个歌节活动。此后,每年举办 “灵水之秋”文艺晚会,用壮族山歌对唱。从1985年起,武鸣以“歌节”的形式连续举办了18届“三月三”活动。2003年,为弘扬民族优良文化传统,打造壮民族文化品牌,促进经贸交流与合作,将“歌节”复名为“歌圩”。如今“三月三”歌圩活动在继承优秀传统,不断展现壮民族文化、壮民族精神、壮民族生活的基础上,呈现紧扣世界文化交流主题,节目更加新颖,活动更加丰富,舞台搭得更宽四个亮点。武鸣“三月三”歌圩已经成为一个响亮的壮文化品牌,成为一张亮丽的壮民族名片。2006年5月20日,壮族歌圩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7年11月,武鸣“三月三”歌圩光荣入选第一批南宁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004年3月,在两江镇三联村板潘屯后山岽很坡离三联园艺场不远处,修路的林业承包人员潘兴其等人又挖出了一大一小两面铜鼓,伴随这两面铜鼓出土有一把青铜短剑和一个铜铃。笔者曾亲自考察了这两面铜鼓出土的现场和其中出土的大铜鼓。这两面铜鼓出土的地点位于两江镇独山战国墓的正北面不远处,是一个巨墓形的大土坡,坡的东面是剑江,西边是赵江,地理位置较为特别,看来,古骆越人在这里埋鼓和剑是经过精心选择的。这座大土坡前后出土了五面铜鼓,很可能是骆越人的一个重要墓葬。笔者在板潘屯的潘兴其家里看到了其中的一面大铜鼓。出土的大铜鼓鼓面为80厘米,鼓高为60厘米。可惜出土时被挖土机的大铲勾出,已破残成两部分。这面铜鼓的鼓面装饰有蹲蛙和翔鹭纹,属冷水冲型铜鼓。从鼓的纹式和随藏的青铜剑和铜铃分析,这类铜鼓的年代应是战国时代。战国时代的冷水冲型铜鼓目前尚未见于文献,因此板潘屯出土的这四面铜鼓以及环大明山地区出土的同类型的冷水冲型铜鼓应是最早的冷水冲型铜鼓。

    2、地名、语言——骆越古都文化在民间的标志性记忆

    据三联村那院屯群众反映,他们屯的老人潘美仙在民国期间曾在岽很坡挖出一面铜鼓,潘美仙用来做道公的法器。后来这面铜鼓在战争年代遗失了。

    大明山南麓的马头、陆斡、罗波、两江等镇,有大量的与“骆越”音义相关的壮族古地名文化遗存。位于武鸣县大明山主峰龙头峰南麓的陆斡镇,壮语地名叫Loegvet,与“骆越”的古读音完全一样;在陆斡镇正北面,有一个名叫“小陆”的小圩镇,壮语名也叫 loeg;在小陆的北面,有一个大村子,名叫板陆,而在板陆村发源的“达娅”江下流至城东镇从广村的河段,也有一个大村子叫板陆。“陆”在壮语里是“鸟”的意思。这一条由“鸟”组成的地名线是一条内涵深厚的文化带,古代环大明山地区最大的 江歌圩就在小陆至陆斡的达娅江沿岸地域。民国以前,每年农历三月初三至初十,环大明山地区的群众都到此祭祀龙母,并举行盛大的唱山歌、演大戏、抢花炮活动。此外,按清朝黄君钜所著的《武缘县图经》记载,流经这一文化带的河水,包括南流江、达蒙江、大揽江,皆为“骆越水”的一音之转。大明山的壮语地名叫“岜是”,“岜”是山的意思,“是”是“根源”和“神地”的意思,“岜是”意即“祖宗山”或“祖宗神山”。 大明山南麓“骆越”地名的文化遗存,在整个骆越故地中是极为少见的,说明大明山南麓的壮族人还留有骆越古国的深刻记忆。这些信息明白无误地告诉人们,这里是古骆越人的祖居地,是骆越人根之所在。

    广西骆越故地出土的铜鼓与国外骆越故地出土的铜鼓有何联系呢?

    解放后,武鸣又成为了壮文的发源地。一千多年前的唐宋时期,壮族人民就利用汉字的偏旁、部首和发音、语义,创造了方块壮字,至今仍在民间歌手、巫师等民间文化人群体中流传。但方块壮字因人因地而异,从来没有统一过字型,也没有成为壮族的法定文字。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科学院、中央民族学院的专家、学者组成语言工作队,对壮族聚居的47个县52个点的壮语进行深入的调查和研究,经过反复论证,最终确定以壮语北部方言为基础方言,以武鸣县壮语为标准音,制定出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壮文方案》。1957年11月29日,周恩来总理主持召开的国务院第63次全体会议讨论批准了《壮文方案》,并同意在壮族地区推行使用。从此,壮族儿女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合法文字。1982年经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批准,公布推行了修订方案,使《壮文方案》使用的字母全部拉丁化。为壮文制作而建的原苏联“专家房”如今依然座落在明秀园里。可以说,中国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壮族结束有语言无文字的历史是从这里开始的,它绝不是历史的巧合!

    2000年,广西民族学院的万辅彬等学者对出土于越南东山文化遗址的大约2000年前的青铜器——58面越南铜鼓和伴生出土的14件其他青铜器的样品进行了铅同位素测定,并将数据与年代相似的7面中国石寨山型铜鼓和22面中国冷水冲型铜鼓样品,以及中国广西、云南矿石及古代冶矿遗物样品的铅同位素进行了对比研究。结果表明,其中一面中国铜鼓是在越南做好后,通过某种途径交流到中国的;又有6面越南铜鼓是在中国做好后,通过某种途径交流到越南东山文化区,或者是东山文化区的主人从中国运来矿料在东山文化区铸造的。这一研究成果证明了古骆越地域内的铜鼓文化有密切的交流关系,但总的来说,越南东山铜鼓文化受我国骆越铜鼓文化的影响更大。再联系大明山西南麓元龙坡出土的铸铜石范分析,最早的骆越铜鼓应创制于我国广西,创制于大明山西南麓。

    3、古墓群、铜鼓和青铜剑——骆越古都文化标志性考古印证

    骆越早期的冷水型铜鼓的出土,其意义非同一般,它以确实的证据证明,大明山西南麓是“骆越铜鼓”的发源地,是骆越古国的中心。

    武鸣马头元龙坡和安等秧春秋战国古墓群是迄今为止广西发现规模最大、最密集的古墓群,共出土青铜器、陶器、玉器、石器一千多件。这两处年代衔接的墓群,具有相当高的方国文明,表现为有牛首提梁卣等精美的青铜器,有大量的只有国家政权才拥有的青铜兵器,有造型独特的陶器及刻画文字,有贵族才能使用的玉器(仅薄玉片就多达两万多件)。从出土的工艺很高的牛首提梁卣和大量细小扁薄的玉器看,这是规模很高的王族墓群。铜鼓是骆越古国的标志性文物,骆越地区也因此被称誉为铜鼓王国。在骆越故地现存的出土铜鼓仅广西就有600多面,是世界上出土铜鼓最多的地区。大明山古籍中又称为“镆铘山”。“镆铘”是古越国著名的青铜宝剑。大明山地区多处出土过青铜宝剑,所以有许多以“剑”命名的地名,如剑江、镆铘村、镆铘 、莫阳村(“阳”为“剑”的壮语音。此外,从考察所掌握的情况看,大明山西南麓是骆越故地出土青铜器最多的地区。

    四、“镆铘”宝剑之国

    传承发展,古今合璧,构建“壮文化之都”

    大明山在古籍中又称为“镆铘山”。“镆铘”是古代越国著名的青铜宝剑,大明山被称为“镆铘山”是因为“昔有人得古剑于此,故名”。[5]人们传说,大明山是“镆铘”宝剑化龙而去后的躯干变成的,大明山实际就是“宝剑山”。

    “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要用世界文化的宽阔视野来观察、挖掘、保护、开发和建设武鸣文化。要按照中央和自治区的总体部署,加强对我县文化系统改革的分类指导,加强对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及配套政策,特别是社会保障政策的研究。在制定文化发展计划时,应统筹壮族文化协调发展的思路,按照壮族历史文化资源的基本状况、分布地点及特色、特点,科学谋划文化设施及文化生产力布局,创造经济、社会、文化协调发展的环境。按照“挖掘文化内涵、整合文化资源、改革文化体制、发展文化产业”的总体思路,深度挖掘、整合利用丰富的民族历史文化资源,提高精品意识和文化累积意识,坚持走民族艺术创新的道路,以精品生产为龙头,用2至3个五年规划时间努力打造在广西、全国、东盟国家乃至世界有影响力的壮族人文特色的文化,把武鸣建设成为文化设施完备、创新能力较强、产业化程度较高、市场影响力较大、文化生态良好的广西重要的文化阵地和文化产业发展基地,把武鸣建设成为更加开放、更富有时代特点,具有鲜明岭南壮族文化特色的首府南宁副中心城市——“壮文化之都”。

    大明山这一美丽的传说曾激起了历代无数文人的创作灵感,他们咏赞大明山的诗词多以此为题材,留下了无数动人的佳作。如明代壮族著名的文人,曾做过四川剑州知州的李璧所写的《镆铘山》诗:“仙人佩得镆铘还,误落飞泉第一湾;三尺精灵化龙去,空留万丈镆铘山。”又如明代临安府推官江鱼所写的《镆铘山》诗:“宝剑当年已化龙,青山留得削芙蓉;润涵海气时云雨,突起峰峦遍太空。南峙亦为天子锷,东来宜匹丈人峰;要知此地生豪杰,尽是英灵气所钟。”从这些诗句可知,在明代以前,古人就在大明山上发现过青铜古剑。

    1、成立骆越文化产业开发办公室,统一协调全县各文化领域的开发和建设一是成立武鸣县骆越文化品牌打造工程领导小组,由县委、县政府相关领导担任正副组长,其他相关单位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组成,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统一协调全县各文化领域的开发和建设。二是由县委宣传部牵头,县文体局、民族局、旅游局等部门协作,各乡镇密切配合,开展历史文化调查,重点挖掘“骆越文化”的根源,包括地名、习俗、古墓、文物、民歌、故事传说等,收集相关图片和资料;三是邀请国内知名民族文化专家和考古专家进行实地考察、论证和评估,挖掘“骆越文化”证据链;四是出资委托广西骆越文化研究会、著名策划公司策划、打造“骆越古都”、“壮文化之都”品牌;五是进行“骆越古都文化”标志设计等。

    正因为大明山地区古代多处出土过青铜宝剑,所以大明山地区有许多以“剑”命名的地名。这些地名主要有:

    2、提高民族自强意识

    剑江。位于武鸣县两江镇,源出大明山达央峡谷,“达央”在壮语里也是剑江的意思。“达央”峡谷是著名的铜矿区,传说是壮族先民铸铜剑的地方,所以留下了“达央”的地名。

    全面落实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的战略任务,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进一步巩固全县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在全社会倡导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的基本道德规范,培育和倡导新时期 “首善之县”精神,进一步增强全县各族人民的凝聚力和创造力,使全县人民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为全方位开放创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强大的思想保证、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重要的精神支柱,壮族先民在武鸣这块土地上,曾经创造了灿烂的文化,我们只有维护和发扬壮族文化的特性,才能延续和丰富历史文化传统,才能在世界舞台上展示出独特魅力。

    镆铘村。即武鸣县马头镇板陆村,从明清两代到民国,板陆村一直叫“镆铘村”。传说这个村的山上发现过不少青铜剑,因此得了个“镆铘村”的美名。

    3、挖掘整理民族文化资源

    镆铘寨。位于武鸣县马头镇全苏村朗三屯后山,山上还有山寨石城遗址,是大明山地区一处著名的古代驻防兵寨,也是因附近发现过青铜剑而得名。

    优秀的传统文化是地域文化的底色,也是地域文化特色的集中体现。要挖掘、整合、保护、开发历史文化遗产,积极开展资源普查工作,全面了解和掌握民族民间文化资源状况。通过艰苦细致的调查取证,不仅把祖先的财富让当代人们心中有数,而且极大地增强子孙们对自己民族的自豪感,产生自我觉醒,增进文化自尊和民族自尊。一是抓好遗产调查。特别是要着重挖掘史前文化、骆越文化、名山溶洞文化、节庆文化、壮族龙母文化、铜鼓文化等民族文化资源,按照民族文化分类,掌握好地点、内容、形式、数量、保护和开发状况,为民族文化的收集、整理、研究、保护、传承、创新和开发奠定基础。二是抓好理论研究。要努力研究本地文化资源与其他地区的差异性、共同性,研究它在壮族文化中的时代性、传统性,研究壮族文化与中华民族文化及世界文化存在的普遍性、特殊性。多请专家、名家来进行文化考察和文化补课。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拓宽领域,争取更多的优秀成果,为弘扬民族文化,促进旅游开发,民族进步,培育民族精神和武鸣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理论研究新的突破。三是抓好遗产保护。八十年代保护起来的县、市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现在如何维修、如何管护,不能在“保护”中灭亡。一些没有保护起来的及时采取措施,如骆越墓葬遗址、龙母文化遗址、古碑、古藉、古建筑还有近现代革命历史遗迹及时列入保护范围。保护好民间老歌手、老艺人,抓紧抢救文献记载、口头流传的民族文化艺术遗产。要落实机制,落实队伍,落实经费,做到长抓不懈。要在不断创新中增加新的文化积累,使民族文化瑰宝在新的时代焕发新的光彩。

    莫阳村。“莫”在壮语中是墓的意思,“阳”也是壮语“剑”的汉语译音。“莫阳”的意思就是“宝剑的陵墓”。这里古代曾发现过青铜剑的古墓。

    4、普及壮文和扶持民间山歌文化

    除了上述古代曾发现过青铜剑的地方外,近代发现青铜剑的古代遗址还有:

    壮文和山歌是壮族文化传承的重要基因,但现在却面临着断代的危险,需要不遗余力地进行挽救、帮助和扶持。建议在小学——初中各年级进行汉语和壮文双语教育,成人教育学校、党校要设立壮文课程;县镇各级部门、单位干部职工要带头普及壮文,干部下乡蹲点用壮话跟壮族群众交谈,经常出版壮文宣传板报,报纸刊物不时刊登山歌等壮文文章。民间山歌方面,一是保护和利用好山歌艺人,鼓励他们多创佳作,多唱民歌;二是培养帮助年轻山歌手,逐步推陈出新,用现代手段唱出传统民歌,走出壮族民歌自我发展的路子;三是出版壮文山歌集,散落民间各种歌谣近100首、几万字,传递着壮族先民历史文化和生活习俗信息,还有多年举办九月山歌大赛的优秀作品,对它们整理出版,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四是丰富“村节”内容,建立山歌展示屯。武鸣各镇村屯过着各种各样的“村节”,大多是集中于每年的农历3、4月和农历9、10月,要逐步引导村民恢复传统的祭祀仪式和文艺活动,建立若干个演唱山歌展示村屯,让山歌文化回到民众深厚的土壤中去,让壮族文化实现更为广阔的承载空间。“663”新农村文化工程(即在全县举办好一年一度的“三月三”歌圩活动、九月新创民歌大赛、“泥土芬芳”文艺汇演、千人书画比赛、全民健身周活动;举办四年一次的全县体育运动会等6大盛会。在全县各镇建立健全100支业余文艺队、100家文体中心户;每年举办100场文艺演出、100场电影晚会、100场篮球比赛、100场棋牌比赛等6个“100”。全县各村委每个季度组织一场文艺演出,举办一场电影晚会,开展一场篮球比赛等3个“一场”。)是武鸣县建设文化武鸣的一个重要载体,更加注重广大民众的参与,更加注重普及壮文和扶持民间山歌,将会起到事半功倍和锦上添花的效果。

    安等秧遗址。位于武鸣县马头镇政府驻地附近,年代为战国,1985年发掘墓葬85座,出土青铜剑15把。

    5、建立特色鲜明的壮民族文化基地

    独山岩洞葬遗址。位于武鸣县两江镇政府驻地附近,年代为战国,1986年发现,出土青铜剑4把。

    建设壮族人文特色的文化是一项系统、繁杂的社会工程,要有主要基地、阵地作为依托,才能使壮乡更具有吸引力。建议在县城中心、在民族历史文化遗址、在旅游景区等适当场所,结合城镇建设、新农村建设和旅游资源开发,有目的地打造一批特色鲜明的壮民族文化基地。一是由政府部门立项,组织实施骆越文化博物馆建设项目,让骆越文化真正与武鸣现代化建设相结合,使文化“活” 起来。二是整合、改造、恢复具有浓厚文化氛围的村落和人文景点,突出壮民族的服饰、工艺、饮食、医药、习俗、方言、歌舞、民居建筑风格、名人遗产及宗教信仰等特色。如建立元龙坡、安等秧骆越古墓群、赵江骆越古战场、陆上龙母庙遗址、罗波龙母庙、高井寨兵堡遗址、廖江歌圩、仙湖歌圩遗址、思恩府遗址等保护区,建设两江龙母民俗文化保护村、锣圩玉泉骆垌舞民俗文化保护村和八桥“七十二道门”等古建筑保护屯,还有打造李璧、刘定逌、黄君钜、陆荣廷、卢绍武等壮族名人故里的文化特色,以及包装、宣传下渌、杨李、大皇后村等生态文明村环保生产习俗,发展“农家乐”旅游文化。三是征集、收购民族民间文物,条件成熟时,建设铜鼓园、历史名人雕塑园、武鸣历史文化碑林等。四是在主要风景区修建保健养生中心和原生态民歌文化广场,引导群众开发民族服饰,营销民族特色饮食,表演民族文艺,满足人民群众壮民俗文化需求,推动武鸣旅游文化事业的发展。

    三联园艺场遗址。位于武鸣县两江镇三联村园艺场附近,年代为战国。1974年发现,出土青铜剑两把。同时出土的文物还有一面冷水冲型铜鼓。

    6、推动武鸣民族文化走向国际市场

    三联村板潘屯岽很坡遗址。位于武鸣县两江镇三联村板潘屯岽很坡,年代为战国,2004年发现,出土青铜剑一把。同时出土的文物还有两面冷水冲型铜鼓。

    文化既是历史的,也是发展的;只有在传统的基础上,注入时代创新精神,才是发展的和进步的文化。历史文化资源保持原汁原味,有地域特殊性,这是民族文化“质”的特点;它通过“打造”和“加工”,“提炼”和“升华”,以现代的形式和手段,取得了与他地域文化的联系,这是民族文化“量”的特点。两者有机结合,溶合发展,才能形成鲜活的文化生产力,民族文化产业才能形成。这就要通过“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循环往复的过程,也就是说,必须实现文化经营的市场化。

    大明山西南麓出土青铜剑的地点远不止上述数目,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已无法统计民间到底发现了多少个埋藏青铜剑的地点,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许多出土的铜剑现在已成为师公和道公手中的法器,从目前所掌握的情况来看,大明山西南麓无疑是骆越故地出土青铜剑最多最集中的地区。

    一方面推动县内文化市场的活跃与繁荣。文化是大众的文化,要尊重和激发人民群众在文化生产上的首创精神,走“政府出政策,民营为主导”的经营模式。大胆地以文化资源进行招商、安商,条件许可的,一些风景区、公共文化设施、文物保护单位、艺术企业等通过招标,由文化能人、热爱文化的人士主管运行。政府宏观管理,主要负责发展政策、扶持措施、监督制度的落实,组建、积累社会文化发展基金,及时组织和优化文化市场等等。要充分利用丰富的人文资源和人缘地缘亲缘优势,采取社会化、市场化、国际化的运作模式,精心打造“三月三”歌圩、骆越文化、龙母文化等对外文化交流品牌。另一方面引入区外、国外文化资源和管理经验。注意拓展与先进地区文化团体和媒体的交往空间,每年引进一批优秀艺术团体到武鸣壮乡演出、交流,并不断提高演出水平和档次。多方引入国内国际会展、文化体育项目,吸引文化体育名流到武鸣开展文化对话与合作。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所提供的广阔空间,更开放兼容地开展强势的对外文化交流活动,推动文化武鸣通过官方、民间和贸易等渠道走向国内外,展示武鸣改革、开放、和平、进步的崭新形象,扩大武鸣文化在文化南宁建设中的贡献率,扩大在中华文化、在东盟和全世界的影响力。(文章作为武鸣县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处级领导干部课题组之一, 课题组组长卢建雅,牵头单位史志办,配合单位县委宣传部、县直属机关工委、旅游局、文体局。此文收入2009年武鸣县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论文集中)

    五、“召”——“骆越王”文化遗存的密码

    作为骆越国的古都,大明山西南麓应该有“骆越王”文化的多种遗存。但是由于年代的久远和历史典籍的缺失,骆越人的后裔似乎已失掉了对“骆越王”的历史记忆。在环大明山地区一年多来的田野考察中,我们考察组的成员都无法判断在大明山深厚的文化沉淀中,哪一些是“骆越王”的文化遗存。一次偶然的机会,笔者看到了云南学者何正廷写的文章。何正廷在云南元江、文山等地调查侬智高部队落籍的情况时发现,侬智高的部队后裔对侬智高有一个很独特的称呼,叫“侬难召”,侬智高的后人有“农”、“越”、“刀”等多种姓氏,其实“召、越、刀”在古壮语中都是头领或王的意思。何正廷的文章使笔者理清了寻找“骆越王”在环大明山地区的文化遗存的思路。

    著名的百越民族史专家韦庆稳先生在他的引起广泛注意的论文《试论百越民族的语言》中,考证了春秋时代的《越人歌》中用上古汉语记音的越语词“州”、“昭”、“朝”三字的上古越语字义,结论是这三个越语字的字义都是“王子”或“王府”的意思。至今云南的傣语和泰国的泰语,还称呼“王”为“?諬a:u”,看来古越人在春秋战国时代,对“王”的称呼为“州”、“昭”、“朝”。这一对“王”的称呼虽然在现代壮语已经消失了,但在壮族山水地名中仍然以“活化石”的方式保留着,这就为我们破解大明山西南麓古骆越地区中的骆越王文化遗存“密码”提供了重要的钥匙。

    在大明山西南麓,有许多音为“召、赵、朝、巢”的地名,如大明山庙叫“召王庙”,两江镇有“赵江”、“南朝庙”,陆斡镇凤林村有“南巢泉”等。其实这些地名都是纪念骆越王的文化遗存,“召王庙”就是骆越王庙,“赵江”就是骆越王江,“南朝庙”也是骆越王庙,“南巢泉”就是骆越王泉。

    大明山庙曾有人把它附会为“商纣王”庙,这一说法曾使笔者一时间堕入五里云雾中,因为大明山庙是经清代的思恩府知府李彦章修整并改名的,如果当时大明山庙所供的神祇为“商纣王”,那么,作为鼓吹礼教而闻名的地方官李彦章决不会为暴虐残民的“昏君”庙修整并题名。看来“召王庙”并不是“商纣王庙”,而是骆越王庙。

    赵江是流经武鸣县两江镇政府驻地的一条重要河流。这一条江的周围有许多值得探讨的文化现象。与赵江合流的江叫剑江,剑江壮语名叫“达央”,“达”是河流的意思,“央”是剑的意思。在“达央”的周边,曾出土了许多战国时代的青铜宝剑。“达央”的上游,就是闻名全广西的两江铜矿区。“达央”河中,堆积着许多含有铜矿的卵石。现在两江的农民仍在“达央”河中捡拾铜矿石卖给铜矿老板。可以推断,“剑江”即“达央”在骆越时代肯定是骆越王炼铜铸剑的地方。不然的话就很难解释这条江为什么叫“剑江”,并且在沿江周边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青铜剑出土。两江就是“骆越王铸剑的地方”。有趣的是在“赵江”的支流“汉溪”上,有一段布满了数百块古磨刀石的山谷,老百姓都说这是骆越王兵马驻扎磨刀剑的地方。虽然这一传说还缺乏历史典籍的佐证,但是那满山沟像新石器时代砺石的石块,确使给人一种历史的壮阔之感,引起人们对骆越王千军万马磨刀霍霍抗击秦始皇大军的悲壮遐思。

    在赵江一带的村屯中,流传了许多骆越王的故事。人们说独山是骆越王的战马变的,聚群村的马鞍山是骆越王遗留的马鞍变的。当年秦始皇的大军追杀骆越王的军队,骆越王的兵马退回到大明山脚下,正当追兵铺天盖地拥上来时,龙母神从大明山顶上甩下了两匹红布,红布变成了两条宽阔的大路,骆越王的兵马沿大路躲进了大明山中。而当秦军追上来时,这两条红布化成的大路一瞬间变成了两朵红云飘上了龙头山顶,秦军无路可上只能望山兴叹。广泛流传的故事往往是历史的一个重要的影子。大明山众多的骆越王传说故事说明,历史上骆越王确实在这一带生活和战斗过,并且受到了骆越人的拥戴。环大明山地区至今还有一个特别的节日,叫做“达汪节”,“达汪节”也叫“大王节”,在每年农历的七月二十举行纪念“达汪”逝世的追思仪式。关于“达汪”之死,环大明山地区至今还流传着这么一条谚语:“十七达汪伤,十八达汪死,十九做棺木,二十葬达汪。”从这一条谚语可见壮族人对“达汪”的世代哀思。“达汪”到底是否骆越王还需要进一步的考证。但每年的农历的七月十三至七月二十,环大明山地区的壮族人都要过纪念各路亡魂的“鬼节”,“鬼节”到“达汪节”那一天达到高潮。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达汪”节就是壮族人的“国殇节”。从遍布广西各地的“大王庙”、“大王滩”、“大王岭”的地名来看,“达汪”或“大王”在壮族民间有很深的影响。

    六、文物和古经书显露的骆将和“郎兵”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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