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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学研究队伍中的马山学派

发布时间:2020-03-13 13:58编辑:考古发现浏览(101)

    陈吉海

    梁越

    学派的形成有赖于三种因缘:师承、地域、问题。近年来,在壮学界,以地域、问题因素形成的“马山学派”,以蓝鸿恩、梁庭望、谢寿球、蒙元耀、黄振南、蓝武等为代表,他们在壮族文化史和壮族历史问题研究方面,取得突出成绩。望有识之士,加强对该学派的关注与研究。

    百色:地名岐义及其他

    壮学;研究队伍;马山学派

    正如“北海”地名在壮语里其实是海口、水口一样,地处中国南端的“北海”从汉语地名上就给人以北部之海的岐义。前些年,一篇报道当地政绩的新闻报道很是走红,标题就叫做“百色百变”,说得是百色正在日新月异。作为右江河谷母亲河的始端,百色确实发生了巨大变化,堪称百变,可是其地名的岐义已达到令人心痛的地步。如同静默的江水,没有任何主流声音说,百色其实是壮语“洗衣的河岸”的意思。 放眼北望,吴越故地,荆楚故地,远溯至河姆渡、良渚时期最灿烂的越人文化遗存,如今还保留下来的只有充满岐义的地名和顽强地保持着越语古音的汉语方言了。 大地无言,江河无语——我们何以对得起我们的祖先?我们何以对得起作为骆越人后裔的自己的良心? 百越人的文化,一点一点地湮没——从长江南岸,步步南退,到如今只剩下左右江流域的桂西,和云南文山、西双版纳到老挝高原这条被称为壮泰走廊的狭长地域。整个珠江口流域,除了地名和留下夹杂着骆越古词和古音系统的粤语外,已没有关于这个曾经庞大的族群的任何记忆;作为骆越人直系后裔的壮族,其服饰文化在广西几乎全军覆没;壮族人口近百分之九十的武鸣县,最后一个杆栏建筑,十年前早已消失;有效地保留着骆越古语、形态和语法的壮语,由于长期没有言文一致的文字系统,没有发展,更谈不上创造,正日益显得支离破碎,说上两句话,必须用上另一种族群的语言借词,否则无法表达完整的意思;广西壮文学校,壮文不在必修课之列,实质只剩下一块孤零零的牌子,广西各地的壮文学校纷纷改为民族中学,几乎彻底放弃了身为民族文化传承阵地的使命。 整个右江河谷及其支流流域——德保、靖西、田林、隆林、西林等等,骆越文化遗存正以活着的或死着的各种形态如泣如诉地唱着一首歌,这是最后的挽歌。每时每刻,在这里都上演着一种人类族群文化彻底覆亡前的惨烈和悲壮。

    全国目前有五个自治区,分别是内蒙古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西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各个自治区的主体少数民族都建立了相应的研究领域,例如:蒙学、壮学、回学、藏学、维吾尔学等。在这些研究领域中壮学起步比较晚,但壮学是后起之秀,成果斐然。在壮学研究队伍中,有一特殊群体,他们都出生在马山县这一地域,笔者认为他们是壮学研究队伍中的马山学派。

    田阳:壮族人文始祖画像的悬挂地

    一、学派以及马山学派的界定

    布洛陀的传说,在珠江上源流域普遍存在于壮侗语族群的记忆里,以口传的方式得以代代传承。可以说,在这个广大的区域,哪个地方都有资格竖起这个人文始祖的画像。许多人在问,为什么是偏偏是田阳?为什么偏偏是敢壮山? 当初田阳民间自发地举办布洛陀公祭活动的时候,不少官员们并不能把握这种活动在政治上的正确,躲躲闪闪者有之,惊恐犹豫者有之;直到国家宣传机器毫不犹豫地认为这是人类极其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并积极介入了宣传,官员们才纷纷在公祭大典上面对摄像机前站直了腰杆。也不能怪官员们,曾几何时,仅仅在民间公祭活动的前几年,田阳的民间师公、麽婆这些壮文化的传承者们还被当地有关部门以封建迷信的名义集中整治打击。 壮族文化,准确地说,骆越文化的遗存,在上千年岁月里,在官府的眼里,是粗鄙不堪的;壮语,即古骆越语的遗存,在官府或是土官们的眼里,是不齿于讲出口的鸟语。在骆越人的故地,甚至出现了“禁歌太守”这样的官员或有在街上讲壮语,要被罚七个铜板的地方土法律。壮人知识分子非脱胎换骨地学汉文、习汉字方能有出头之日。然而,母语不是汉语的壮人知识分子中在漫长的岁月里能产生几个人才?在梁庭望教授的《壮文论集》里有这样的论述:在壮族地区,“在历史上,汉文教育在培养人才方面慢如蜗行,以壮族诗人〈写汉文诗词〉为例,2000多年才有100个左右,平均一个世纪四人,水平与汉族诗人相比还是低层次的。经2000多年,壮人能掌握汉语文的不过五分之一。”最让人心酸的话,还是在梁庭望教授的《壮族74村寨文化水平调查报告》里:人数1700多万的壮族,直到如今,仍有近千万文盲,其中750万人是青壮年,处在乡村生产的第一线。汉文学不会,汉语半懂不懂,壮文又不给他们,壮语广播和壮语电视这样的现代传媒也不给他们,他们只好处在信息几乎完全隔绝的境地,与现代文明越来越远。整个壮侗语民族,没有在祖先积累的智慧的基础上和先进民族赛跑,而是完全处于民族文化传承自我断裂的状态,张皇失措,无法定位。 其实,中华文明的多源一体已成为公论和共识。不仅仅是布洛陀,就算是被黄帝镇压的蚩尤,被黄帝孙子驱逐的共工,还有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口传史诗人物:格萨尔、乌古斯、江格尔、玛纳斯……哪一个不是我们中华大地上的人文始祖。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决不限仅于炎黄。在这个美丽而辽阔的国土之上,哪一种人类族群的文化,都没有消失的理由。 可悲的是,这种历史惯性在骆越人故地仍在继续。骆越人的后裔们哪怕头上挂上一顶最小的官帽,一旦举家搬入城镇,便迫不及待地拼命抛弃自己的传统文化。对于保留着古骆越语形态的壮语而言,哪怕在讲官话时带点口音,都要冒着被别人嘲笑和挖苦的危险。自己的子女,干脆让他们与祖居的乡下隔离,恨不得从娘胎里就把子女们民族的母语印记连根拔除。以至于出现越来越多这样奇怪的家庭,家里的爷爷和奶奶不会汉语,来到当干部的子女家里,和孙辈不能交流,因为孙辈不会说壮语。 壮侗语族群的文化,或者说古骆越人的文化遗存,千百年来只能在社会的最底层极其艰难地传承着。传承者无一不是饱受官府打击和岐视的民间宗教人士和底层草根。布洛陀经诗、花神崇拜、英雄人物的口传史诗,千百年来没有任何主流工具记录它们,它们只能存在于最底层的人群中。壮侗语族群的文化记忆,就这样存活在田间野地,在村头树下,没有任何有身份的人对他们表示过尊重。这种状况,如同右江河的水,一流就是两千年。 人文始祖布洛陀的民间祭祀活动在田阳的出现,是一个极其艰难中的奇迹。不要问什么,太多太多的出现应该出现,可是最终没有,布洛陀祭祀活动的出现,拥有一千个理由。 继布洛陀文化之后,在巫婆中传承的龙州天琴文化被挖掘出来了;在民间泥腿子歌师中传承的平果嘹歌文化被挖掘出来了;在重重大山隔绝中的文山州富宁坡芽村妇女中传承的象形文字——坡芽歌书被挖掘出来了;在大明山脚下,仍然保留着骆越古国官称的民间歌舞——骆垌舞被挖掘出来了;骆越古都地望被挖掘出来了;龙母文化被挖掘出来了……没有一个不令世人震惊,没有一个不被当今堂堂的国家主流机构视为最珍贵的文化遗产。可令人痛彻心肺的是,千年的惯性仍在无情地继续着,骆越文化的宝贵遗存,几千年的人类族群的生存智慧和记忆,仍以加速度的方式在流失。

    1.何谓“学派”

    右江河中段:有关壮人历史中最惊心动魄的两大事件

    世界学术中的学派自古有之,它的形成史源远流长,派别形形色色,多不胜数。“学派”一词的英文为“school”(它与英文“学校”同音异义);德文为“Schule”;法文为“e'cole”,皆源于希腊文“skhole”一词。英文的“school”(现代含义包括“学校,学院,学习,学业,授课,求学,全校学生,学派,流派,门生,弟子,训练,锻炼”等)由希腊文“skhole”→拉丁文“schola、 scola”→古英语“scol”→中古英语“scole”演变而来。希腊文““skhole”一词的本义为“踌躇、阻止、抑制”,引申义为“空闲,闲暇”。古希腊市民(拥有市民权的男性自由民)一般不参加日常劳动和工作,日常劳动和工作皆由奴隶和下层人负担,因而古希腊文中没有:“skhole”的对应词“劳动,工作”,只有skhole的否定式存在。古希腊拥有“闲暇”的人,大多为贵族和男性自由民,他们以拥有大量的“闲暇”为荣。在充足的闲暇消遣时间中,这些“闲人”要么作诗,作曲,绘画,听音乐,健身,打猎,要么探讨自然科学和哲学,尤以相互讨论学问和辩论真理引以为时尚,古希腊“学问”便由这种有利于身心健康的“休闲””活动产生而来,“闲暇”成为古希腊人创造思想、学术和文化的基本前提条件。在这种相互讨论互教互学的过程中,为满足“学习”和辩论需要的“讲学场所”、“辩论园地”和“公共讲演场所”应运而生,因而“skhole”开始派生用以指“讲学场所”(即现代人所称的“学校”和“学院”)、““辩论园地”和“公共讲演场所”。

    到了河流的中段,我们要说两个人物;两个历史事件。一个是侬智高,一个是岑猛;北宋时的侬智高的起义和明朝的思田之乱。 侬智高可以称之为一个悲壮的爱国者。侬氏家族世代为中国守边,当受到交趾压迫欺凌,危急万分的时候,自然要向国家求援。可惜当时的主政者耳目昏聩,最终酿成巨大悲剧。爱国者被统治者以国家的名义进行镇压,这是一千多年前发生的极为荒唐的事件。 史学界喋喋不休,大多感慨侬军的失败,侬智高本人是一个失败的英雄。侬智高起义早已被定性为正义性,但史学界对侬部南迁的重大影响研究极为不足。侬军发端于靖西,首先击破今田东地横山寨出右江谷地。败于狄青之后,侬部仍沿右江河谷西撤,在河谷的上源富宁、广南一带进行了数年顽强的特磨道保卫战。近年来,云南的学者关于侬部西撤、南迁及侬智高本人结局的研究令人耳目一新,值得称道。在这里,我们应该改变一个观点:侬智高本人并不是一个失败者,从侬部西撤、南迁过程中,约有近20万壮族群众陆续跟进,不仅在古老的壮泰走廊上撒下了壮侗语民族文化的种子,而且,侬部进入今泰国、老挝境内,为当地早期的开发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如今,在整个东南亚,约有9000万人可以互相称对方为“贝侬”,得益于侬部南迁带来的重要影响不少。至于侬智高本人的结局,可以肯定的是,不会像宋朝史料记载的那么简略、武断,近年来云南学者们的研究表明,他本人在率部南迁的过程中不仅获得巨大成功,而且成为了分布在东南亚的壮侗语〈侗台语〉民族传说中的伟大英雄。 瓦氏夫人在广西几乎是家喻户晓的人物,但他的丈夫岑猛却不为人所知,提起明史上惊心动魄的思田之乱,更是了解者寥寥。近年来反映瓦氏夫人事迹的文艺作品,不管是主创者还是主抓这个题材的文化领导,都恨不得瓦氏夫人一出场就让她立即走上抗倭战场。主创者们言之凿凿,说瓦氏最闪光的事迹就是抗倭了,表现她别的人生阶段的事有什么意思。其实,只要用脑子想一想,用点时间研究研究那段明史,就会明白一个民族的苦难史,就会明白瓦氏夫人年近花甲还要拼着老命带着曾孙走上战场的真正原因。一个生活在中国最偏远的地方的土司妻子,一个守寡几十年的寡妇,天生没那么伟大,她成为中华的英雄,是有深层次原因的。 瓦氏夫人出征,初衷其实是为了洗涮家族背着所谓“谋反”的罪名。瓦氏夫人的丈夫田州土司岑猛,直到死也没下令向官军射过一枝箭。但他却遭到冤死,而且是死于明军大军进逼,并进行一系列策划之中。关于岑猛之冤,有兴趣者不妨抽空阅读一下黄明标先生在2008年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的《瓦氏夫人研究》。正因岑猛遭到冤死,由此引发了声势浩大的思田之乱,整个右江河谷,当时的田州、思恩府地界全部爆发了。明廷动员了三省兵力,两年多也无可奈何。最后,明廷换上洞悉内情的王阳明总督两广,他却不费一箭,不死一人,以“抚”的方式使“牵动三省”思田之乱顷刻之间烟消云散。这是为什么? 答案只有一个,要从壮族的民族性格上分析。这里,还是要引用梁庭望先生的一段话:“这种性格在表现形态上与北方民族剽悍孔武的外露性格不同,外柔内刚,有如棉里藏钢。文静时如水牛踱步,但如被惹怒,便似水牛跳高坎,瞪红双眼,连老虎也被吓得窜伏深山。”〈《瓦氏夫人论集》第201页〉可以说,假如没有岑猛之冤,就不可能有思田之乱,也不会有这么一个年近花甲仍走上战场的瓦氏夫人。

    随着拥有“闲暇”又好学的“闲人”探索自然科学和哲学的风气蔚然形成,师生关系自然应时而生,以致以师承关系为中心,或以文化和学术活动倡盛地区为中心,或以博学者为中心,或以观点和学说相近为中心的“学派”随之诞生。

    隆安大石铲:改写中华文明的起源历史

    “学派”一词在中国早已有之,它最早有可能出现于《明史》。《明史·卷二八三》载:“阳明学派,以龙溪、心斋为得其宗。”当然,“学派”一词虽然最初有可能出现于明代,但这并非意味着中国的“学派”始于明代,早在先秦时代,中国学派已初露端倪。中文古籍中不乏“学堂”(中文“学校”之旧称)、“讲堂”和“书院”的记载。凡有学堂、讲堂和书院之地,自然有“讲学”存在。世有“讲学”,必然有“讲学者”与“听讲者”存在,从而使得“讲学者”与“听讲者”两者之间的师生关系和学问师承渊源随之而生,由此形成“师承性学派”势在必然。先秦诸子百家便是古代的一种学派,尤以他们当中的儒、墨、道、法四家所体现出的“师承性学派”特征最为显明。这种因出自于同一师门且学术观点相同的“师承性学派”,在中国古代史上不乏其数。《辞海》“学派”词条解为“一门学问中由于学说师承不同而形成的派别。”指的便是这种传统“师承性学派”。因师承传授导致门人弟子同治一门学问而可以形成“师承性学派”;因某一地域,众多学者自觉不自觉的凝聚成为有特点有学术传统的一些学术群体,曰“地域性学派”。例如浙东学派就属于地域性学派,它是中国传统学术的一个派别,其源起于宋,发达于明清时期。其代表人物多为活动于今浙江一带及籍贯为浙江的学者而形成的“地域性学派”;同样,因以某一文明,或某一问题为研究对象而形成具有特色的学术传统的一些学术团体,也可称为 “问题性学派”,例如重农学派、现代货币主义学派、供应学派等就是“问题性学派”。

    这里已是右江的下游了,距离汇入邕江已是不远。在这里,长期以来,一个本可以震惊全世界的发现被轻描淡写了,确切地说,就是壮侗语民族对世界文明的一个伟大贡献被忽略了。这就是隆安大石铲文化的考古发现。骆越民族的先民们把新石器时代的大石铲崇拜发挥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石铲小到母指,大到近一人高,各种各样的石质,尤其是作为祭品的玉石铲,其精美程度无与伦比。六千七百多年后的今天,在右江河边捞沙的农民,仍能像挑红薯似地从沙中掏出各式各样的大石铲,出售给闻风而至的文物贩子。 在同一时期,在中华大地上,试问哪里可以找到如此精美的石器?良渚也是越人的文化,显而易见是比隆安大石铲晚得多,如果看良渚的玉璋等礼器,隆安玉石铲的对它的影响不难窥见,可以说,隆安大石铲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源头。它影响了良渚、河姆渡,而良渚、河姆渡又影响更为广泛的地区。勿庸置疑,隆安大石铲文化的创造者是骆越人——壮侗语民族的先民,他们也是稻作文化的创造者。只有稻作劳动,才会用到大石铲。 至今,隆安民间还保留着延续六千多年的稻神祭祀民俗,这一民俗分布区的核心村落,其壮语地名更是透露出“千古鸟田”之谜。 到了青铜时代,属于骆越文化遗存的,在壮族地区仍然令人震撼。比如西林的铜棺,其工艺水平和艺术的想象力毫不逊色于中原的青铜器;比如大明山下的元龙坡出土的青铜器,都有独立起源的越人的风格。还是苏秉琦老先生说得好:“岭南也有自己的夏商周。” 无论从语言学上,地名学上,还是从考古发现上考察:中华文明五千年,其中有三千年是越人的文明居于主导。春秋以前,中原地区氏族部落纷乱,但在长江以南的百越地区,虽没有统一的强大的政权,但从语言、文化、风俗上是统一的,这为同一族群共同创造文明成果提供了必要条件。这三千年里,是百越的文明影响了中原甚至更遥远的地区。 我国著名历史学家厉声教授在考察了骆越文化遗存后有一个重要论断:“百越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源头,而骆越是百越的核心。”

    综上可见,东西方学派的形成,大致有赖于三种因缘:即师承、地域、问题,因而大体上可归为三类:即“师承性学派”、“地域性学派”和“问题性学派”。三者互有联系,它们之间的划分界限绝非泾渭分明。[1]

    河流永存:我们要唤醒一个族群的文化记忆

    2.何谓壮学?

    长期以来,由于千年土司制度造成的后果,土官心理的惯性仍在持续。土官心理的特点是土官比皇帝还左,左得令人啼笑皆非。对于本土的东西,不敢声张,不敢冒头,不敢“轻举妄动”。有的土官甚至恨不得把壮侗语族群的扫盲希望寄托在消灭壮语和迅速普及汉语和汉文上。但对于壮族这样一个居住地域广阔,人口众多的族群来说,别说是几十年了,就是几百年,也未必能够实现语言的转用。最不可忽视的是,时代和社会发展到了21世纪,所有族群的文化都是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所有的族群的生产文明成果都是人类共同的文明结晶,任何民族文化都应该受到尊重,并有保存、发展的权利。 是谁最先发明了至今养活世界近三分之二人口的水稻人工种植技术?——是壮侗语民族。 是谁首先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在公元前三四世纪就已经有效地与西方世界沟通经济文化联系?——是壮侗语民族。是谁首先发明了棉麻纺织技术,温暖了世界大多数人口?——是壮侗语民族。…… 卢森堡虽然只有35万人,却在大国的夹缝中顽强地保存母语,保存本民族文化,多语文化的优势使他们信息四通八达,人均收入排在世界前列;在英国,100万的威尔士人,540万的苏格兰人,60万的爱尔兰人,始终保留着自己的民族文化,同时兼通英文,使他们步入世界发达民族行列;在前苏联,不仅像1000万的乌兹别克人,950万的白俄罗斯人有自己的文字,就连人口仅仅70万的蒙乌德穆尔特人、60万的切米斯人也有发达的民族文字…… 对于继承了骆越文化宝贵遗产的壮侗语民族,我们要心存敬意。在亚洲纯净的天空下,是他们,栉风沐雨几千年,不惧瘴疠之气,不惧毒虫猛兽,开辟了亚洲东部这块温暖湿润的秀美山河,为我们多民族的国家贡献了巨大的版图和丰硕的文明成果。谁不尊重壮侗语民族的文化,包括他们使用自己的民族文字纪录本民族文明成果的权利,促进他们的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谁就有愧于站立在这片红土地上。 我们要以河流的名义——以右江的名义;以红水河的名义;以珠江的名义——感谢骆越人的后裔,感谢壮侗语民族。唤醒壮侗语民族的文化记忆,继承和发扬骆越文化传统,是我们的神圣责任。 站在右江河谷的岸上,望着长流不息的河水,迎着万古江风,再次潸然泪下:听到的不应该是挽歌——

    所谓的壮学,是在传统壮族研究基础上提升出来的新兴概念,是一个时代的学术语话。壮学是以壮族社会群体及其文化为对象,进行历史性和整体性的系统研究的综合性学科。“壮学”研究的社会群体包括古代、近代及现代壮族群体;壮学研究的文化是广义文化,包括壮族古代及现代文化、宗教文化和世俗文化,同时还包括壮族文化与其他民族文化相互交融、吸收的关系等。历史性和整体性研究包括壮族历史、语言、宗教、经济、文学艺术、教育、人口、地理、哲学、民俗、心理、社会组织、社会变迁等等。它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以黄现璠先生《壮族简史》的出版为标志,而逐步步入学界视野的。因此黄现璠先生被尊为“壮学宗师”和“壮学研究的开拓者” [2]

    www.402.com,3.马山学派的界定

    当代在广西壮族自治区这一地域存在着一群长期以“壮学”为研究对象的学者,他们打破了自古以来以“汉学”为研究中心的局面。而在壮学研究队伍中,可以分为桂南和桂北两支队伍。以蓝鸿恩、梁庭望、罗宾、谢寿球、蒙元耀、黄振南、蓝武等为首的马山籍学者,他们长期以壮学为研究对象,正在自觉凝聚成为该体系的一个有影响的地域性学派——马山学派。

    4.马山学派成员简介:

    蓝鸿恩 壮族。马山县白山镇人。1945年肄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解放前参加革命工作,建国后长期从事文化工作,先后任广西壮族自治区民间文化研究会副主席、中国神话学会副主席、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广西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等职。

    梁庭望 壮族。马山县古寨乡古今村东竹屯人。1961年毕业于中央民族学院语文系。历任中央民族大学语文系助教、学生部助教、教改组工作人员、汉语系负责人、政治系副主任、民族语言三系总支书记、教务处长、副校长,教授。

    罗 宾 壮族。广西马山县白龙滩镇大龙村人。1964年毕业于广西民族学院中文系。现任广西壮学学会顾问,中国作家协会广西分会会员、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世界教科文卫组织专家组成员。

    谢寿球 壮族。马山县永州镇永州村人,原南宁日报副总编,左江日报调研员。现任广西骆越文化研究会会长,南宁少数民族联谊会副会长。

    蒙元耀 壮族,马山县白山镇人。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亚洲研究院语言学博士。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研究员,现任广西民族大学博士生导师。

    覃晓航 壮族,马山县加方乡人,中央民族大学语言学院教授。

    黄振南 壮族,马山县古零镇石丰村人。1982年武汉大学历史系毕业。曾任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所长,文史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中国史学会理事,广西历史学会副会长,现任广西师范大学教授。

    蓝武 壮族,马山县百龙滩镇大完村人。暨南大学古籍研究所博士,现任广西师范大学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文化史、民族史研究。

    5.广西马山县的建置沿革及其自然坏境和人文地理概况

    广西马山县古属骆越地,秦属桂林郡地,汉属交州刺史部郁林郡领方县和增食县,唐属岭南西道邕管思恩羁縻州,元属湖广行省广西右江道思恩土州,明属广西布政使司右江道思恩军民府。明洪熙元年全县设白山、古零、乔利、兴隆、那马、定罗等6个堡。正统七年思恩军民府府署从寨城山迁至乔利堡,历时86年。嘉靖七年6个堡改署为白山、古零、兴隆、那马、定罗等5个土巡检司。清同治6年改那马土司为那马厅,其余定罗、兴隆、白山、古零土司依旧。民国元年那马厅和定罗土司合并改为那马县。民国4年白山、古零、兴隆三个土司合并改为隆山县。两县直隶于广西省政府。1951年6月,那马县和隆山县合并为马山县,取那马的“马”和隆山的“山’两字合为县名,县治设在隆山县城厢镇,于7月1日正式办公,属于邕宁专区管辖。1952年12月6日成立桂西壮族自治区,属于桂西区邕宁专区.1956年3月,桂西壮族自治区改为桂西壮族自治州,马山县属于邕宁专署领导,壮族自治州管辖。1958年元月撤销桂西壮族自治州,设立邕宁专署,马山县属邕宁专署领导,同年11月改为南宁专员公署。1971年11月,南宁专区改为南宁地区后,隶属南宁地区,现今隶属南宁市。[3]

    今马山县位于广西中部,居红水河中段南岸,大明山西面,东与忻城、上林县交界,西与大化瑶族自治县、平果县接壤,南与武鸣县相邻,北隔红水河与都安瑶族自治县相望。 [旅游联盟2009-4-28提供:旅游资源大全,免费旅游交易平台,旅游社区,旅游软件,www.tourunion.com]县城南距首府南宁市96公里,北距河池市180公里,东距柳州市230公里,西距平果县80公里,是“四市六县”的结合部。[3] 2000年,全县总面积2664.65万乎方公里,设15个乡共171个村,总人口49.25万人,其中壮族占75.8%,汉族占17.6%,瑶族占6.5%,其他民族占0.1%。[旅游联盟2009-4-28提供:旅游资源大全,免费旅游交易平台,旅游社区,旅游软件,www.tourunion.com]是个多民族的县份。 [3]

    二、马山学派对壮族文化研究的贡献

    壮族是我们祖国民族大家庭中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它有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曾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形成,做成过不可磨灭的贡献,尤其是在开放岭南和西南地区的过程中。但是壮族自己没有本民族文字,有不少东西已经湮灭了,没有进行应有的挖掘,流传下来的东西,有些还缺乏系统的整理和深入的研究。这就为研究壮族历史带来难题,马山学派的学者运用考古学、语言学、民族学和历史学等研究方法,揭示壮族历史文化神秘的面纱.取得了喜人的研究成绩:

    主编了众多的大型壮族典籍

    蓝鸿恩先生是国内外学界公认的“壮学博士”,他整理出版了《壮族民间故事选》、《布伯》、《神弓宝剑》,主编了《中国各民族宗教与神话大辞典》和《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广西卷》,在壮族神话谱系和构拟上做了开创性的工作。他认为在壮族民间神话中,姆六甲是第一代神,布洛陀是第二代神,布伯是第三代神,第四代神是伏依兄妹,第五代神是祖王和罕王,第六代神是莫一大王,这些神话谱系透露了古代生产力发展的信息,是历史的曲折反映。这种按生产力发展划分的神话谱系,体现了蓝鸿恩先生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对后来的壮学学者研究壮族神话影响很大。蓝鸿恩先生在《布洛陀经诗译注》和《赤雅考释》中也展现了他的博学与独到的见解,特别是对盘古神话起源于壮族地区的论断直接引发了后世学者对盘古神话源流研究的热潮,给学界的启迪良多。

    梁庭望先生是壮族文化研究的集大成者,他编著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壮族文学概要》、《壮族风俗志》、《壮族伦理道德长诗〈传扬歌〉译注》、《壮族文化概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主编《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比较研究》、《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概论》等专著,对壮族的文化与文学做了全方位的审视与剖析,揭示了壮族文化对中华文化和世界文化的重大贡献,提升了壮族文化的地位,也提高了壮族学者研究自己文化的自信心。

    罗宾先生长期主持广西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办公室的工作,参加主编了《布洛陀经诗译注》、《麽经布洛陀》、《密陀罗》、《壮族民歌古籍集成》《壮族伦理道德长诗传扬歌译注》等民族文化丛书,为后世学者研究壮族文化和瑶族文化提供了基础性的资料。

    破解了一系列壮族历史文化之谜

    近年来,马山学派在壮族历史文化方面的一系列重大发现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一些发现改写了壮族的历史,提升了壮族文化的地位,促进了当地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

    1.考证了水稻栽培技术的发明权属于壮族先民。壮族祖先创造了灿烂的民族文化,尤其是对水稻人工栽培,无不令族人引以为豪。水稻在当今三大粮食作物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据美国《读者文摘》1987年11月号文章,全世界有一半以上的人口以大米为主食,另一半人食用小麦和玉米。正因为大米如此重要,从上世纪便引发了关于水稻人工栽培起源的争论,争论焦点集中在中国起源说和印度起源说上。1884年,欧洲农业是专家康德尔就认为印度稻作起源在中国之后。到本世纪英国的墨里尔、日本的安藤和野口,分别与1917、1951、1956年著文同意康德尔的观点。我国著名农业史专家丁颖30年代曾沿西江考察野生稻,1957年著文“特认定我国的栽培稻种是源于华南”。[4]马山学派的梁庭望根据丁颖的文章和南宁地区贝丘遗址、桂林甑皮岩发现的1万年左右加工稻谷工具,于1992年发表论文说:“世界最早的水稻人工栽培在中国,中国的人工栽培发轫于岭南,岭南发端的功劳归于越人,越人中人工栽培最早的是壮族祖先”。[3]1995年十大考古发现在湖南道县紧靠广西的寿雁镇玉蟾岩出土了一万多年前的稻谷,把世界人工栽培稻栽培时间一下提前几千年。1998年,梁庭望又根据这一结论,著《栽培稻起源研究新证》一文,从考古材料考证,湖南尤其是洞庭湖以南至零陵地区,新石器时代或更早已有百越先民分布。而零陵地区本属于壮族祖先苍梧部范围,该部纳入西瓯国之后,零陵属于西瓯。同时,从语言文学上考证,得出壮族祖先最早分布于湖南尤其零陵地区的证据。最后,认为:“道县寿雁镇的玉蟾岩发掘出来的栽培稻,应是西瓯、苍梧先民亦即壮族先民所遗”。再次论证了壮族是我国最早发明水稻人工栽培的民族之一的论点。[6]

    梁庭望稻作文化研究成果,解决了持续200年的水稻人工栽培起源地之争,功不可没。他1992年著《水稻栽培——壮族祖先智慧的结晶》一文中,作者敢于冲破传统研究方法的束缚,首度引用语言学作为民族文化研究的方法,实现民族文化研究方法多样性和灵活性。1998年,梁庭望《栽培稻起源研究新证》一文重磅出炉,引起了较大的反响。《人民日报》、《广西日报》、《华南日报》等摘要转载,新华社也把文章缩成一个专稿,发往全世界。

    2.揭开了布洛陀文化源头的千古之谜。布洛陀是壮族的人文始祖,但布洛陀文化的源头在哪里,一直是历史的难解之谜,寻找布洛陀成了历代学者摆不脱的文化情结。谢寿球先生在研究中认为,稻作文化是解开布洛陀文化源头之谜的重要钥匙,古稻作文化的中心右江流域应是布洛陀文化的中心,从这一思路入手,他深入右江流域进行田野调查,在古稻作文化地名的分布、布洛陀经书的分布、布洛陀民间传说的分布中找到了大量的证据,最后论证了田阳县是布洛陀文化的中心,敢壮山是布洛陀文化遗址。他撰写的学术通讯《寻找壮民族的根》和论文《布洛陀文化遗址的发现与广西文化沉积层的分布规律》全面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解开了布洛陀文化源头之谜。这一重大发现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反响,掀起了壮学研究的新一轮高潮,布洛陀文化也成为田阳县文化旅游产业的强势品牌和新的热点。

    3.破解了龙母文化的“遗传密码”。龙母文化是珠江流域影响最深远的民俗文化,它起源于先秦远古时期,流传至今,影响香港、澳门和东南亚地区,可谓源远流长。龙母是珠江流域民众信仰的人文始祖,从广东德庆沿西江而上至梧州、藤县,又沿郁江而上到邕宁,信仰龙母者甚众。

    龙母文化的源头在哪里?大家原来并不清楚,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民间传说古来公认广东龙母文化源头在广西,至于在广西那个地方,一直是学者们急需解决的问题。[5]

    谢寿球著《大明山龙母揭秘》一书,揭开了原生态龙母文化的神秘面纱。作者通过对环大明山地区大量的有关壮族龙母文化的传说、地名、文物、语言、民俗的田野调查和研究。谢认为:“环大明山地区存在着一个深厚龙母文化圈,这一地区的龙母文化从商代开始延续至近代,形成一个代代相传的龙母文化链条。而这一地区的龙母文化具有鲜明的壮族原生态文化特征,它源于壮族远古时代的图腾崇拜,带有母系氏族的文化基因。同时,环大明山地区的龙母文化对于壮族民族习俗的影响非常深远,龙母是壮族重要的人文始祖,大明山是壮族的文化圣山”。通过考证作者认为:“这一地区的壮族龙母文化与西江流域的龙母文化有深刻的源流关系,西江流域的龙母文化具有鲜明的壮族文化基因,环大明山地区是龙母文化的源头”。[7]

    壮语文研究的新突破

    在近年的壮语文研究领域,壮族学者蒙元耀和覃晓航是两位重量级的人物。

    蒙元耀对壮语文研究的贡献是从语言学角度挖掘壮语的深层内涵,解读壮族历史文化。壮族是一个传统农业民族,从柳江人算起,壮族先民在华南大地上至少有五万年的历史,壮族先民在这片土地上精耕细作,创造了光辉灿烂的稻作文化,从现存的水稻品种和大米食品的丰富性,即可看出这不是虚言。但是壮族的史前历史无古籍记载,想让世人了解壮族的过去增加了难度。蒙元耀另辟蹊径,利用语言是历史的活化石,通过研究广西马山壮语稻作词汇,从而挖掘壮语的深层内涵,尝试从语言学角度解读壮族稻作文化。在《壮族稻作词汇及其文化内涵试析》一文中,作者通过详细地分析壮族稻米和农事的词汇、壮族稻米食品的词汇和壮族谚语格言词汇。蒙元耀认为:“稻子是壮族地区非常古老的农作物,同时也是壮族农业经济的支柱之一。稻作文化是壮族农耕文明的核心。在过去历史中,壮族先民曾经拥有过先进的水稻栽培技术,水是水稻栽培的先决条件,无水则无法种稻,因而壮族文化有明显的滨水特点。从认知角度来看,语言是人们认识客观事物的经验分类,假如不是对稻作文化有深刻的认识和理解,语言之中就不会出现如此众多的相关词汇和丰富的文化内涵”。作者从而得出结论:“中国广西西南部是水稻人工栽培起源地之一。同时,也可以从稻作历史来证明壮族先民自古就是华南的土著民族,其文化底蕴为本土的原生文化”。[8]

    壮语按照语音特征可以分为北部方言和南部方言两大方言。方言词汇因语言差异,往往用不同的语音形式表示同一所指对象,此类词我们成为壮语同义词。但是壮语方言词在意义、情感和贬褒色彩有时存在差异。蒙元耀对这一领域进行了探索,在《壮语同义词及其词义辨析》一文中,分析道:“壮语同义词之所以有差异,主要是反映同一事物的性质特点互有差异,或是放映侧重方面不一样,或是放映一些特点各有不同。除了意义上的差别,词的色彩不同也造成表达的差异。同时,使用环境、搭配方式不同,也可以造成壮语同义词的差异。这就是在共同的所指对象之下,词的内涵为何有大同小异的来由”。作者同时指出:“壮语同义词的辨析,应重在辨异。了解同义词的细微差异,使用时才能准确妥帖,语言表达才会活泼、生动传神。从壮语中的同义词入手,深入研究整个语言词汇。词汇研究工作打好了扎实基础,同时,对词汇的分析也达到了一定程度,规范化工作才有依据,也不较容易实施。只有认真地把语言实际中生动活泼的词汇挖掘出来,书面语才丰富多彩,方言才可能形成全体壮族人民乐意接受的民族共同标准语”。[9]

    要认识壮族,最好从其语言文化入手。语言是思维的工具,是维系社会的纽带,同时也是一切文学的基础。然而这个基础如此博大精深,要学习的东西很多,但人精力有限,想以少胜多,最好就是学习其中的精华部分。蒙元耀著《壮族熟语》一书,书中选取壮族常用成语、谚语、格言、警句、歇后语等1380余条,给予直注、翻译。每个条目都有扼要的解释、并附上例句来表明用法。这些语言材料来自壮乡的社会生活,内容涉及壮族人们的生产经验、生活常识、道德观念、宗教信仰、价值取向以及为人处世的精神理念等诸多方面。透过这些熟语,可以了解壮族人民的性格心态,进而了解壮族社会文化的一些重要特质。书中丰富的用例,也可以作为壮语教学和语言研究的参考。[10]

    壮族社会制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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